长平，曹雅学，2021年3月9日
公共知识分子孵化器
曹雅学: 我九十年代初就离开了中国，在很多年里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社会的动态了解很少。最近几年做改变中国网站以来，我开始了一个补课过程，有太多要了解的事情。我手里从没有拿起过一份南方周末，但是这些年里我不断看到南方周末一些成为集体记忆的文章，比如二十年前新年献词、一些里程碑的报道。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年里很多知识分子给南方周末写文章，比如贺卫方教授就是因为1998年在南方周末写的一篇题目叫《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短评而出名，并开始在报刊撰文，成为家喻户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认识的一个北师大文学教授，也给南方周末写文章。所以我得到的印象是，南方周末在很多年里似乎是一个活跃的公共话语场所。想请你回顾一下。
南方周末一直把思想解放作为它的一个价值核心。它不只是在纪念改革开放周年的时候把它作为一个主题、一个关键词陈列在报纸上，而且它实际参与和推动了一些重要的思想争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那几年期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叫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这个争论被认为是中国这么多年之间始于民间、终于民间、影响力极大的一场思想事件。它肇始于读书、天涯的一些学术杂志，但是由于南方周末的参与和推动，它迅速的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简单的说，新左派强调他们更重视公平，自由主义更重视自由，他们都分别援引西方的学术资源，使得一些西方思想家在中国民众中成为明星，罗尔斯、柏林、哈耶克这些人的著作在中国畅销起来。但是在中国，两派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和政治倾向，把它变成了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思想争论。新左派看起来是强调公正，但是他们的争论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而且，鉴于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发端于左翼，所以至少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左派很大程度上是在维护当下的意识形态、维护当下的政权，甚至在为老左派进行某种张目。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是公平正义的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以政治上的宪政民主、思想上的自由包容、经济上的市场经济作为方向。
这场争论让很多本来在书斋内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成为大众明星。比如说贺卫方、徐友渔，秦晖、朱学勤就在南方周末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成为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当然他们的论敌，像汪晖、甘阳、刘小枫也为很多人所知。
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中国当时的市场化媒体，它们的价值立场是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南方周末当时编辑部的两个重点，一是法制，二是市场经济，它推动的是政治上的宪政民主和法律上对法治进行制度性的建设。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两种人迅速的成为明星，一种是法律学者和律师；另一种是经济学者和企业家。能够进行这样的推动，和中国加入WTO的时代氛围是分不开的。
贺卫方在公众舆论中的那篇成名作《复转军人进法院》，讲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政府分配大量的退伍军人到法院当法官。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安排退伍军人到医院当医生？他说，大家都明白，医生需要专业技术，退伍军人没有这样的技术，不能当医生。但是法官的工作难道不需要专业知识吗？法官的工作难道可以让没有专业知识、没有专业训练的退伍军人来充任？
这篇文章提出的，实际上是法律在执政党心目中的角色。法院的工作不是实施法治，而是听从政治指挥、服从政治命令，需要的时候甚至充当打手。
媒体可以通过议题设置把一些话题凸显出来，并且通过发表回应文章、组织读者参与讨论而将之变成一场公共辩论。南方周末在对这些思想事件的报道和推动中，实际上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孵化器。它把隔离在高校格子、单位格子里、法院格子里的一些人连接起来，让他们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这对公民运动的兴起、乃至维权运动的发展，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农问题，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李昌平
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中国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焦点话题。中共建政后的政策取向是实行城乡剪刀差和建立户籍制度，让农民支持工人，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到两千年初，中国有12亿多人口，其中农民有8亿。当时农民不仅是城市底层工人的主力，而且农民还承担着极高的农业税。
2000年，中国湖北省有一位乡党委书记，名叫李昌平，他给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讲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讲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这封信先在《中国农业报》发表，没引起太大的关注，后来南方周末进行了报道。2000年底，我们把他选为当年的年度人物，头版大照片，我写了当选年度人物的评语。李昌平一下子成为全国新闻人物。
我给李昌平写的评语赞扬了他作为一个基层官员所具有的良知和责任感，强调了中国农民长期以来的艰苦生生存状态和中国三农问题的急迫性。在那以后我们继续对中国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问题组织了若干深入的报道。后来李昌平辞去了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去北京担任一个杂志的主编，成为当时推动中国政府直面三农问题的新闻人物之一。
‘张君案检讨’
2000年到2001年间有个全国很著名的案子，叫张君案。张君出生在湖南农村，青年时和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一样南下打工，但也和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一样，一再遭遇挫折。一再失业后，他参与了一些抢劫、偷盗等犯罪活动，多次被警方抓进去，又放出来，抓进去又放出来。他后来自己叙述，他每进去一次，出来的时候都变得更坏。第一，他从派出所出来或者从监狱出来，就更加没有生计。第二，他进去总是遭到刑讯逼供，让他对警察、对社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仇恨。所以他后来就组织了一个黑社会团伙，越做越大，抢银行、杀警察，犯下了好几起重大刑事案件。
2001年的时候，他在重庆落网。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叫文强，也因为抓捕他而成为明星警察。
曹雅学：我给读者说明一下，在张君被判处死刑10年后，2010年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时任重庆市公安局长的文强被指控是“黑社会保护伞”， 被判处死刑。薄熙来的命运，当然众所周知。
所以当时全国媒体是每天都在报道张君案，中央电视台有机会去看守所面对面的采访张君。大部分都在报他如何犯罪、他传奇和惊人的杀警察、抢银行的经过，他戏剧性的被抓捕的经过，以及警察为民除害的功德。
但是当时我看到很重要的一些方面没有被涉及，就是他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这是南方周末长期关注农村问题的一个必然的思考。我就派记者去他的湖南老家去调查他的成长经过，还派记者去湖南、湖北等等他留下一些印迹的地方，最后我们做了一组报道，其中头版封面报道的大标题叫《张君案检讨》。
我们是要检讨这个案子，检讨的重点是两个方面，一是他从一个纯良的农村青青年怎么一步一步变成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头目。二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为什么一些人从监狱放出来后更加的反社会？严打酷刑对社会治安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报道一出来，也是一下子洛阳纸贵。那期报纸零售量是135万，是我的记忆中继美国轰炸南联盟使馆报道之后第二高的零售记录。
报纸出版后马上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反应。湖南省委省政府感到震怒，重庆市公安局也震怒，他们给中央写信说，我们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好事，我们警方为民除害的一件大事，也被南方周末用来污蔑我们党，污蔑我们党的农村政策，贬损我们警察队伍的形象。
中宣部阅评；我被调离编辑部
中宣部也很生气，把南方周末进行了阅评，点了四篇文章的名，要求南方周末处理相关的编辑记者。 第一篇就是《张君案检讨》。第二篇是一篇评论，讲中东问题，标题叫《独裁专制是地区动乱的根源》。中宣部说这是明显的影射我们党。就像一个苏联笑话说的那样，“大家都知道你在说谁。”
第三篇是， 2001年初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恶性爆炸案，死亡108人，受伤38人。当时宣传部门限制报道，但是南方周末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同时在报道中质疑地方政府对民众安全的责任。第四篇文章是讲文革中的一段历史。重庆红卫兵武斗死了很多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埋在一块墓地，叫重庆青春墓地。这也被认为是揭中共历史的伤疤。这四篇文章加起来，被中宣部认为有严重的舆论导向问题，要求严厉处罚编辑记者，整顿编辑队伍。
我被认为是直接的责任人。为了应付中宣部要求整顿的命令，第一个就把我调离编辑部，就给中宣部回复，长平已经调离编辑部，而且再也不允许从事采编工作。
但是中宣部认为还不够，要求继续整顿。又过了几个月，南方报业集团应中宣部的要求，让主编江艺平、副主编钱刚也离开了他们的职位。所以这次事件，主编、副主编和新闻部主任被调职，成为南方周末历史上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打击，也成为南方周末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我被调离南方周末新闻主管的职位之后，南方周末的新闻管理以及主编这个职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凭业务竞争上岗这样一个传统就终止了。新闻部主管也由南方日报调派政治上可信任的人担任。
我被调去了发行部门。但实际上很长时间无事可干。它是一种流放。发行部门也对我说，其实你就是流放在这里，也不用做太多具体的事情。
在中央电视台短暂工作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已经深入到了一定时候，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在业界都享有很高的声望，更不用说我还有新闻主管这样一个光环。所以尽管受到了中宣部的打压，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来找我。其中湖南有个机构想办一家新的都市报，想让我去做总编，给我提供了很高的待遇，但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做一些关注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的报道，所以没有去。
2002年中央电视台创办了一个新的频道，叫第12频道，也叫西部频道，有位制片人在这个频道办了一个栏目，叫“新闻夜话”。他找到我，希望我去做主编。我当时对了解中央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的运作和学习电视制作都很有兴趣，所以就去了。去了之后参与了栏目的创办、构想、招聘主持人，然后排练新的节目。但是我很快感觉到中央电视台的审查制度和南方有非常大的区别。
2002年3月5日，长春发生了一起很大的事件，法轮功学员成功地在长春电视台插播了一段叫“天安门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事件真相”的电视片，时间长达四十分钟。长春数百万观众很惊讶，但谁也没吭声，把这段揭露江泽民政权迫害法轮功的视频看完了。这成为令中央震怒的一次重大电视新闻事故。这之后，中央电视台的审查制度更加严格，不只是内容审查的制度，还有录像带的保护，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制度。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大楼之外，因为大楼已经住满了，很多栏目组都在外面租房子。这些栏目组录制好的节目要送进大楼里播出，每个录像带要由好几名武警荷枪实弹押送。
有一天我作为栏目主编去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台上坐了一位领导，在念中宣部的宣传通知，口气极其的严厉，声调激昂，高到有点刺耳。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是中央电视台改革创新的代表栏目“东方时空”和“实话实说”的创办人之一。我去了中央电视台后，在一次餐桌上和他见过面。他对南方周末表示赞赏，对我个人显得非常尊敬。他说很高兴能够和我做同事。但是那时他作为一位领导坐在台上，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也很不适应，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我的笑声在全场显得特别的刺耳，这位领导就停下来，花了两分钟时间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当时我就在想，这一位领导和在餐桌上对我表示欢迎的那位知名的栏目制片人，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他。
曹雅学：这个问题也许无关。大多数人是环境塑造的产物，不管是否意识到，都在服从于环境的要求。如果南方周末是惯例，而不是例外，他可能就是餐桌上的那个人。人有信念很罕见，按照信念做人行事更是罕见。
说到法轮功，当年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中宣部要求全国的所有报纸都要统一使用新华社通稿，但是南方周末就抵制了，真的就从来没有用过。说起来，最早对法轮功提出批评意见的是南方周末知名的杂文家鄢烈山写的一篇评论，但是等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的时候，我们一个字都不发了，而且成功的抵制住了。这是当时我们南方周末编辑记者的一个骄傲。
这种不限于一个主题、整体上对南方周末的自豪氛围，延伸到我们的发行员、广告员、校对员们。南方周末的人从上到下，对那种反动和荒谬的审查制度和宣传禁令，从内心是鄙视的。
我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了几个月就离开了。那时候我接到了美国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的通知书，去做访问学者，但是没能成行。我妻子出了车祸，大脑和腿严重受伤。
《外滩画报》
到了02年底，我和一些同事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报纸，叫《外滩画报》。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常住人口加流动人口，有2000多万，但没有一份时政类的报纸。那时候，南方报业集团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实现新闻理想，另一个是扩展市场，开始往别的城市发展，创办了若干到现在为止都很知名的报纸，包括上海的《东方早报》（2003年)，北京的《新京报》(2003年），长沙的《潇湘晨报》（2001年），都是南方报业集团的编辑记者参与主创的。我们有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南方集团积累了开通媒体市场的经验，它依据新闻自由价值观所提供的信息是人民需要的信息，我们相信它能获得市场。所以我和另外几个朋友就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创办了外滩画报。
你可能会感到意外，但上海的宣传管理比别的城市更加严厉，而且从来都是。上海人一再说，我们是一个时尚都市，对政治新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这种“不感兴趣”是新闻严厉管制的结果。
我们到上海之后，发现宣传禁令比广东更多。在广东，宣传禁令随时都在下发，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少的时候，可能一周会接到三条、四条，多的时候也是每天都有；但是在上海几乎每天都有禁令，每天都有3~4条，明显超过其他地方。大部分禁令是为了社会维稳，还有一部分禁令是息事宁人，他们也通过宣传禁令来禁止报道官员腐败、企业行贿受贿这种情况。
90年代上海有一位宣传部长，大凡有重要的事件发生，他都要到新民晚报去值班。他要亲自画版，亲自决定哪条线套红，哪个标题用什么字体。这在别的地方是很少见的。
在别的城市，宣传部门并不会去重视一个刚起步的新媒体，他们重视的是那些已经有影响力的媒体。但是外滩画报从刚开始谁也不知道的时候起，宣传部门就看关得很严。
曾经有一家企业，它的产品出现问题，我们就派记者去调查。那家企业要求我们不要刊发这篇文章，提出在我们这里做40万广告，交换我们不发。同样的事件在南方周末曾多次出现，南方周末的主编曾经严辞拒绝过国营大企业中国电信300万的广告。我们当时非常缺钱，但是经过紧急商量之后，我们决定拒绝这份广告，不被收买，坚持刊发这份新闻。结果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宣传禁令，直接要求不许刊发这份新闻。我们一下子明白了。这家企业一定是被人点拨，或者是它自己想明白了，直接找到宣传部门，不需要花40万，甚至1/10的钱都不用花，买通审查部门就可以了。这背后的腐败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后来宣传部门强迫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外滩画报卖给上海文新集团。文新集团是上海最大的报纸机构，运作《文汇报》和《新民晚报》。上海文新报业集团并不想买外滩画报，因为这份报纸是个麻烦；上海文艺出版社也并不想卖这份报纸，他们希望保持这份自己创立的报纸。结果宣传部门强令这笔生意成交了。文新集团的领导对我们管理非常严格，但我们还是强行报道了一些我们想报道的东西。到了年底，因为我们不听宣传部门的管教，上海市委宣传部对整个文新集团进行罚款，每一位员工都受到了经济损失。
这就类似中国的计划生育实施，一个村里只要有一家人超生，全村都被罚款，甚至被抓。这样一来，上海文新集团的一两千员工都非常痛恨外滩画报；他们认为我们出了风头，让他们背黑锅，遭受经济损失。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
国保上门
比审查和禁令更为糟糕的是，国保警察开始频频找上门来。他们不告知报社，在主编或者副主编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频繁约见我们的记者或编辑。被约见过的记者回来后通常会给我讲，但是可以想见，有一些记者被约见了但没有跟我讲。他们都感到非常害怕。有一位编辑多次被国保约去喝茶，要求他充当他们的线人。那位编辑很苦闷，跟我讲，我说我当然希望你拒绝，但是也不希望给你带来麻烦。这些暴力部门，他们态度可以很温和，但其实你不知道你拒绝他们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约你喝茶，虽然不使用强制力，但一般来说你不敢失约。他要求你做线人，理论上你可以说不，但是当你说不的时候，你不知道进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那位编辑很害怕，但他不愿意为国保工作。后来他不得不离开了这个城市。
有一天，国保终于找到我了。虽然这之前我写的文章遭到过宣传部门的批评，但是被国保约谈，z这是第一次。国保先后一共和我约谈过两次。第一次是他们来我的办公室，第二次是他们约到一个茶馆。每一次都来两位国保，两次是不同的人。但是他们都有当时在我看来比较可笑的一个风格，就是穿着黑衣，其中一位还戴着墨镜。我当时的感觉是，他们有点想模仿港台片里的警察。
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2005年在中国广东汕头出现一座文革博物馆。那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家文革纪念馆。我就派记者去做了采访，写了一篇报道。同时我也是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我就写了一篇评论。在知名作家巴金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情况下，政府虽然号称否定文革，但是从来没有启动文革博物馆这样的事件，结果汕头一位退休副市长募集民间资金，建立了这样一座博物馆。很多人感到失望，为什么不是国家而是民间建立文革博物馆。我在文章中说民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好事情。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专栏，和派记者去采访。同时我第二天在新浪微博发了又把我的那篇评论贴到我在新浪开设的博客。这是三件事情。
国保坐下来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来执行任务，调查关于汕头文革博物馆的舆论问题。他们问了我若干问题，我都一一作答。他们说，他们经过了深入调查，发现我们有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南方都市报、上海外滩画报、和新浪网经过严密策划，进行联动，同时掀起这场反动的舆论风波。南方都市报和上海外滩画报和新浪博客，当时的编辑都来自南方集团。
我心里觉得很可笑，但是还是给他们解释，并不存在这样一件事情。接下来他们进行了一些政策宣讲，再接下来进行了一些威胁，软性的威胁。他们说，你们是外地人，不懂上海，可能也不懂得我们上海的法治，意思就说上海的法治和外地不一样，更加厉害；如果你们还要想继续生存下去，你们要学会我们上海的把关，要有在上海做新闻的把关能力。
第一次约谈可能用了两个小时，中间发生了少许的争论，但我一直比较克制。我发现他们明显的带着权力的优越感，而且自尊心非常强。其中一位国保对我说，我知道你怎么看我们。我说我什么都没有说。他说，不要以为你们知识分子就比我们懂得多，我们更懂得怎样保卫我们的国家。我不想激怒他们，就缓和了氛围，一直到谈话结束，送客出门。
过了大概一周时间，国保把一份报告抄送给我们编辑部，把他们讲的阴谋论重新写了一遍，变成了国保的一份文件。
(注: 汕头文革博物馆2016年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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