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雅学，2016年2月14日
她是一位著名的公益律师，中国的 NGO先驱，妇女权益的捍卫者，作者，立法推动者，一些世界最高妇女奖项的获得者， 她的工作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范围的支持。这会有什么问题呢？一切都是问题。
1月 29日来自微信的一条消息说，众泽被 “有关部门 ”要求必须在春节前关闭。随后不久，中心负责人郭建梅在微信发出 “公告：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自 2016年 2月 1日期歇业，感谢大家二十年来对中心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但她拒绝了媒体采访。 在众泽网站上，同样一条“ 歇业通知”像一片云一样缓慢无声飘过网页。
过去两年来，中国政府对 NGO组织进行了全面打压，残疾人、病人、女权、就业平等、乃至劳工权利这些原本被认为相对 “安全 ”的 NGO组织也不再为中国政府所容忍。众泽 20年来为家庭暴力、性别歧视、性侵犯、以及各种权益不平等的妇女受害者提供法律服务，她们的工作受到中国社会的广泛赞扬，它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带有半官方色彩的机构。它的被关闭显示中国政府全面清除各种权益型 NGO组织的决心，也证实了很多人的观察和担心：在中国，民间社会发育和成长的空间正在全面关闭。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1995年的北京，城市脚手架林立，新大楼平地而起；工人在翻开的道路下埋设电缆，在更深的地下修建地铁新线；空气尚且清明，没有雾霾。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的记忆已经逐渐淡出，北京政府急于寻求国家社会的接纳。 “与国际社会接轨 ”是那时最时髦的一个词汇。 那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第四次妇女大会(The World Conference on Woman) 便是这样一个姿态，而“妇女平等”也一直被认为是毛泽东与共产党的一个值得标榜的成就。
按照惯例，先于世界妇女大会几天召开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是世界妇女大会的辅助性会议，涉及面广，是民间组织讨论妇女问题的主要场所，参加者人数往往超过大会本身。
郭建梅是作为《中国律师》杂志的记者而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的。她83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曾先后供职于司法部和全国妇联，致力于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并曾参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起草，主持实施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项目，期间在全国调研并发表了多篇倡导妇女人权的文章。
会议期间，在一个律师论坛上，“当一位国外代表问到中国是否有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时，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一篇报道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郭建梅是在座的人之一。她本来是计划去采访一天，但是却被大会迷住了，全程参加了十一天的会议。不用说，她也聆听了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 ∙克林顿著名的主题演讲：“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
“在会上，大家对妇女权益保护和 NGO高度关注，那种激情涌动的环境，就像一股暖流，把我多年积压在心里的茫然一扫而光，顿时我觉得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 ”她在 2009年时这样回忆 。
就在世妇会期间，她萌发了创办一个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组织的想法。世妇会结束后不久，她便辞去了工作。同年12月，她和北大的几位老师一起创建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的前身 ），她成为中国第一位专职捍卫妇女权益的公益律师。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三万美元是中心的启动资金。“那年我34岁，已经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主编助理，副高职称，在当时是‘铁饭碗’，工作下去前景会很好，” 郭建梅说。中心虽然挂着“北京大学”这样鲜亮的牌子，但是办公地点在中关村一家旅馆的地下室内。
1995-2010，‘最踏实的15年’
她的第一个援助对象是一位来自江苏徐州的妇女，因为儿子被当地公安人员打死，前往北京上访，没有讨到结果，自己又被一辆旅游大巴撞成重伤，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被摘除。尽管交管局认定事故中她无过错，但肇事车所属的大型国企只赔偿了她3万元。这名妇女不服，向法院起诉，但很快败诉。几年前的一篇报道描述了郭建梅代理的过程：
当这位女性找到郭建梅的时候，眼睛已经发炎流脓，浑身散发着臭气。 “我当时被震撼了，同意帮她打官司。 ”郭建梅说。
“当我带着她来到法院时，法官看到她满身脏乱、散发臭味时，对我说： ‘你没有案源吗？怎么给这种人代理啊？ ’ 我说： ‘我是公益律师。 ’ 法官根本不理会，捂着鼻子把我们赶出了办公室。 ”
郭建梅写了8000 字的代理词，但在法庭上， “法官连让我读完代理词的时间都没给 ”。最后，案子败诉了，当那位无助的母亲问她 “你不是说我们能赢吗 ”的时候，郭建梅失声痛哭。
接下来的一年里，她和她的四名律师不断败诉。两名律师离开了中心，郭建梅坚持了下来。根据 2010年4月的一个报道 以及中心网站的 介绍，在接下来的 15年，她和她的团队将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7万多人次，代理案件近 3000件，承办有关妇女权益的各类培训及研讨会 80多场次，提交法律法规专家意见稿 70多件，出版专业书籍 13部，发表文章 200余篇。
从众泽网站上的历年案例集锦中，我们看到中心推动的案件主要集中在：职场性别歧视、妇女的劳动权益、职场性骚扰、针对妇女的暴力、外来女工权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等。
同时，中心还有意识地承担了公益律师孵化平台的使命： 2002年中心发起成立了中国法律援助协作小组，旨在让更多组织和机构加入法律援助的队伍；中心 2007年发起并成立的 “公益律师网络 ”吸引了数百名律师加入网络，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援助。 2009年，中心成立了千千律师事务所，专职从事公益诉讼，并将受益者扩大到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等。从 2005年起，她们还 开办“妇女观察-中国”中英文双语网站， 这是一个“从 NGO角度对中国妇女权益保护状况进行调查、研究、观察、分析、评价和检测的项目。 ”
中心认识到很多个案背后所反映的群体利益。她们选择 “重大、典型、疑难、具有理论研究和立法倡导价值的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类案件， ”并依此展开法律倡导活动，影响和推动立法和政策制定。比如说，在中国的职场，男性上司性侵犯、性骚扰女性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在宋山木强奸案后，郭建梅和她的团队在国际劳工组织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下，推出了《防止工作场所性骚扰指导手册》，并与企业一道合作，展开培训，推动内部防范机制。与此同时，他们在北京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发表意见，分享调研结果，将意见等交给政府部门，推动立法。
在中国的许多乡村，妇女出嫁后由于户籍仍然在村中，乡村政府对待像对待其他人口一样，要求他们同样承包经营土地、同样缴纳各种应缴的税款，同样承担村民的各种义务，如修建道路与学校等公共设施。但是在出现出卖土地后分配大额补偿金的时候，乡村政府却以她们已经出嫁而剥夺他们的分配权。2007 年，中心成功地为 广东惠州三十多位农村“出嫁女”争取到每人几十万元土地补偿金。同一年，中心为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的28名“出嫁女”讨回了总计九千多万元的土地补偿金。针对乡村妇女土地权益受侵害的广泛现状，中心进而与基层妇联合作，组织培训，进行调研，再将调研报告向社会发布，促进地方政府修改规定，保障妇女的财产权。
在我们读到的报道中，没有多少对她们日常工作的描述，但从这里和那里我们捕捉到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在 河南登封，郭建梅和千千律所副主任李莹为一群出嫁女和离婚女争取土地被出卖给开发商后她们应分配的补偿。在雨中，上百名举着棍棒、咆哮着的男村民将两位律师堵在宾馆内，告诉她们不许干预他们的 “家法 ”和 “村规 ”。 有一次在宁夏银川 ，她与当地法官交锋激烈时，差点被戴上手铐。
2002年，郭建梅曾经经历过一次 精神崩溃。 “她不愿意去上班，坐在办公室里不想接任何电话，甚至在开会时，刚开口说话就哭了出来。 ” 医生确诊她患了 “中度偏重抑郁症加重度焦虑症。 ”她向中心请了半年假。感谢她的丈夫、作家刘震云的照顾，她好了起来。丈夫说，如果真的不高兴，就不要做了。朋友们希望她转行做商业律师。但是她却告诉丈夫说，她在睡梦中总是看到那一双双渴望求助的眼睛，耳边总是听到那些求助的人突然跪地的‘ 扑通’声。病愈后她回到法律援助中心，继续她的事业。
2009年郭建梅向 新华社这样描述她的机构： “我们不再受任何因素影响，不再受任何利益诱惑，也不再受任何诋毁、抨击。现在，国外机构都来找我们了，我刚刚接到联合国一个项目，现在中心每年都有十几个国际大项目可做。 ”
很难想象，中心一共只有 9个律师， 3个行政人员，中心的每个律师每年至少要办 15个案子，根据《南方周末》 2009年的 一篇报道 。但是中心一直是很多年轻志愿者的吸铁石，包括外国志愿者。一位年轻的前员工这样描述那里的 工作氛围： “所有人都在踏踏实实干活，同事之间氛围很好，你能从你的工作中收获的非常大的满足感。 ” 唯一的缺点是，工资低，没福利，在北京生活举步维艰。
2010年，撤销
2010年 3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宣布撤销了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以及另外三个机构：公法研究中心、宪政研究中心以及财经新闻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说， “上述（四个）机构自公告之日不再挂靠北京大学，对于被撤销机构的一切行为，北京大学不承担管理责任。 ”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很多早期 NGO都依附于高校而存在，高校不仅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存在方式，而且也成为人才的一个主要供应源。
由于这四个中心都曾是北大颇为著名的机构，它们的突然撤销引起了种种猜测。就郭建梅的中心而言，是不是因为她们介入了邓玉娇案（洗浴中心工作人员正当防卫刺死政府官员）、李蕊蕊案（在黑监狱遭到保安强奸）这些在全国范围引起反响、并激发了网络声援的重大公共事件？新华社的 报道说， “去年北大法学院领导曾就该中心提出过处理方案，希望中心以后不再接 ‘外面的案子 ’。这被认为是撤销该中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
境外资金资助可能也是问题。但是很多政府创办的机构以及项目也都是境外资金的获得者，而且常常获得的份额最大。
紧接着，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也终止了与中心的 项目。在这个可谓苛刻的项目中，国家法律援助基金会向中心资助 10万元（约 $14,600），要求中心代理 35个案子 ($419 per case)。但郭建梅还是接受了这个 “会累得让人吐血的项目， ” 因为中心希望受到政府认可并建立联系。
2010年 6月份，刚刚创办了一年的公益律师网络被关闭。 2011年或者晚些时候， “妇女观察 -中国 ”也曾面临被关闭的为危险，但是 幸存下来 。
这一连串的“ 关闭”与 “撤销 ”实际上是奥运会以后对公民社会整体打压的一部分。 2009年公盟受到高达 140万的税款处罚，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取缔，许志永博士和一名财务人员被北京警方以 “逃税罪 ”逮捕。公盟由三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创立，从事宪政研究与倡导，为底层访民提供法律援助。同一年，以反乙肝歧视而著名的北京益仁平中心以及一家新成立的同性恋权益倡导机构被查抄。进入 2010年，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关于境内机构捐赠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为民间组织接受境外资助 制造障碍。中国教育部的一份 内部文件批评香港乐施会向中国渗透，与维权组织合作，要求大学防止乐施会招聘大学会志愿者。几乎与北大妇女被撤销的同时，位于广州的 NGO发展交流网被关闭。NGO 发展交流网是中国最大的 NGO交流平台，几乎所有的中国 NGO都在这个网站分享和交流信息。（后来网站通过内部游说再次开放，但是数度关关停停。） 2010年初，中国最早的 NGO之一、以倡导艾滋病人权益著称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活动被制止，创始人万延海一家突然离开中国， “摆脱对安全的恐惧。 ”
南京天下公创始人、年轻的NGO从业者于方强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2009年至2010年是一次真正有组织、有预谋、有力度的打压公民社会的浪潮。”
北大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被撤销后发布了一篇坚定的声明 。“15 年来，我们从事的是 ‘比太阳还要光辉 ’的事业 ’，声明写道。 “中心在妇女权益、法律援助和 NGO三个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至少给人以这样的启示：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生存在中国不仅必要，而且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的中国，要开创一项前瞻性的事业，需要一批为之奋斗和奉献的勇士，并给予认可和激励。 ”
这一段听起来也像是向一个不讲理、不宽容的政府进行喊话，提出诉求。
众泽，‘一个有深刻含义的符号’
被北京大学撤销后，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注册成立了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NGO 无法在民政部门正当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只能尴尬地在工商部门注册为“工商企业”。换言之，只要政府愿意，一个工商注册的NGO随时可以被指控“ 非法经营”或“逃税”而遭到惩罚或取缔。
过去近六年，众泽继续了北大中心的工作。它在中国妇女最需要帮助的领域提供援助，并且帮助填补一些立法空白，如最近通过的《反家暴法》。同时它与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行动纲领也是一致的。它的网站将 众泽的工作与《北京行动纲领》 的十二个关切领域加以比照，指出中心在妇女教育和培训、妇女与保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权力和决议、妇女的人权、妇女与媒体、女童这八个领域的工作。
从北大中心到众泽，在过去的 20年里，中心受到了无数嘉奖，有来自中国政府的，有来自国际组织的，有来自中国媒体的。郭建梅本人在 2007年获得“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在2010年与艾晓明教授共同获得“西蒙·德·波伏娃女权奖”，2011年获得“国际妇女勇气奖。” 美国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及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夫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副专员威廉·梅尔·康女士、欧盟主席巴罗佐夫人及大使夫人分别过访问中心 。
但是与2010 年北大中心的撤销相比，这次的关闭恐怕将具有某种永久性。过去两年多来，许志永博士入狱，从公盟演化而来的新公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遭到大范围抓捕；许多独立 NGO被关闭、查抄，包括立人图书馆、传知行和益仁平；劳工 NGO遭到铲除；基督教遭到打压；维权运动的先驱郭飞雄和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唐荆陵分别被判刑；人权律师遭到大规模逮捕，被指控 “颠覆国家政权 ”。还有更多机构被不声不响地关闭了，如成立于 1992年的武汉大学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
虽然众泽从事的工作并不具有人们一般所认为的政治敏感性，但是从众泽被关闭后收到的一些评论看，情况并不如此。有些评论骂众泽是美国的走狗，是境外反动势力用来颠覆中国的，是打着公益旗号的间谍机构。
你要是觉得这都是无知网友的恶言相向，你就错了。华东师范大学性学教授、许多女权主义者的朋友彭晓辉在微博写道， “有迹象表明中国的某些女权主义者得到了希拉里的赞赏和支持。去年习主席在世界妇女大会主持会议后，希拉里紧接着攻击中国的妇女政策。其背后的政治动机不得不让思考。男女平等的社会肯定是人类需要为之努力的方向，但中国的这项事业绝技不能让一中国为敌的外国政客插手。 ”
外国资金，‘新’中国人的抱负, 政府的敌意
关于海外资金，中国“有关部门 ”与郭建梅早就有过 谈话，希望中心不要再接受海外基金会的支持。 她与他们据理力争：“你说国外资助敏感，但中国社会企业家只资助政府有倾斜政策的项目，对我们，他们不感兴趣，我们并无其他的资金来源，那我们该怎么走呢？ ”
但是钱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公盟为了避嫌，不接受任何海外资助，只向公民募捐并接受中国企业家的资助，但因为其宪政与法治取向，成为最早受到打击的目标之一。为公盟提供资金的企业家王功权也入狱 数月。
对于外国基金会来说，类似众泽这样的机构可以说是最理想的资助对象：地处北京，由社会精英领导，专业化，受到官方认可，不涉及令中国政府不悦的敏感议题，没有风险同时又能够完成基金会的慈善使命—不管是扶助贫弱还是倡导权益。
在很大意义上，郭建梅和她的同事们代表了一种新的中国人。他们遍及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企业和其他各界。他们世界观开放，现代公民意识强，认同联合国倡导的国际准则，希望为国家的进步尽力。 “我非常坦荡， ”郭建梅说， “我是因为爱我的祖国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是在起一个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 ”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但没有与世界 “接轨 ”，而且面临一个撞车的现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 9月刚在联合国妇女峰会承诺社会性别平等，几个月后就把中国维护妇女权益最有影响的中心给关闭了。
异见知识分子莫之许指出，1990 年中期，当局为了迅速融入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了很多人权让步，如签署联合国《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签署但没有确认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允许居民个人介入国际互联网，放宽境内外 NGO活动等。九十年代中以后直至 2010年这十多年的确也被认为是充满活力与机会的十多年，以至于一种乐观的叙述不仅在中国的自由派、而且在国际观察者和政策制定者那里占据了主流：中产阶级的增长、互联网的存在、民间社会的发展、与新媒体的涌现，必将导致民间与政府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从而导致宪政转型。
但是莫之许认为，自1989年以来，中国当局 “维持专政的意志从未动摇，从来就没有什么重启政治体制改革而言。而在另一方面，即使是曾经做出的容忍和让步….不仅不会继续扩大，反倒会引来更强的反扑和压制，直到冻结。 ”
但是中国人不愿意放弃。在微信发出 “歇业公告 ”两小时后，郭建梅又补充了一句： “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还在。 ”可以想象，她再次面临路怎么走下去的难题。
作者为 ChinaChange.org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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