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未未访谈,第三部分:中国,世界,表达自由
China Change, 2023年7月20日 (续《艾未未访谈,第一部分:2008年》,《艾未未访谈,第二部分:废墟。钢筋。睡莲。》) 中国,世界,表达自由 YC: 贯穿你的作品,让我非常惊叹、甚至不可理喻的一点是 scale (规模): 一亿颗葵花籽,1,001个中国人去德国,90吨钢筋… AWW: 将近200吨,只展了一部分,因为展太多的话那个楼层承受不了。 YC: 对。还有 65万块乐高。包括你的纪录片 Human Flow,你去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 scale,从现象学上来说…… AWW: 从现象学我可以回答你,就是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 YC: 怎么讲? AWW: 就是生命给我们的很丰富,我的好奇心、乐趣很多,但实际上做得深度都不够。但即使不够,我也比大多数人做得深一点。 YC: 你看自己这么苛刻吗? AWW: 是这样的,我们的时间都很短。 YC: 换言之,你必须要在这样一个scale上才能够体现你的…… AWW: 也不是。你要看一下,难民今天已经有1亿了,人类才70亿人。当你看到这些难民的状态,你看到难民营,我们拍的电影你看了,那里面有多少儿童、妇女没日没夜的,连灯光没有,下顿饭都没有,孩子这辈子别上学了,成年人也找不到工作。人类的耗费,对自我的尊严和文明的伤害,是不可想象的。只是今天我们所经历的白左世界装着高喊一些口号,但实际上面对这些问题,他们是一无所措的,完全是一些极端虚伪的……实际上是罪恶的一部分。大家都想回避。我那个算个狗屁scale,太小了。【四川】7万人死于地震,唐山地震据说有20万。20万人死去,有人担责吗?有一个人出来担责吗?所以我那算什么scale? YC: 你如果把它放在这样一个context里面的话,那好吧。但是从在美术馆里展的单件艺术品这样一个角度来说,那一亿颗葵花籽…… AWW: 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想做一个作品,美术馆也没办法收藏,私人也无法收藏,最后就烂在地里,我就最高兴。 YC: 真的?哈哈哈哈。 AWW: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不具有这样的身份收藏我这样的艺术家的作品。 YC: 你那天说,创造一件作品,等于给自己制造一个问题。有了问题,你就需要找到解决办法。我喜欢这个说法。你很享受这个制造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吧? AWW: 我享受的是生命的一个实在感,无论是欢乐或者痛楚。只有当你将自己的处境逼到一个极端的现象当中,这个快感才出现。 YC: 你 20多岁到 30多岁在纽约待了12年,然后你回去中国20多年,但那20多年期间你和国际一直是相通的,你的艺术始终是在国际舞台上,然后你又离开了中国,这也已经8年了。你怎么看待你与中国这个国家的相关性? AWW: 这个相关性其实是命中注定的。我的家或者说我的祖上,他们是那块土地上纯正生长出来的。那么我,从出生的时候我就作为被排斥的一种人,黑五类,对吧?之后我又自愿的去到了美国,36岁的时候,我才再次回到了中国。这个时候我对中国实际上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四不像、不伦不类的东西了,从一个专制社会变成了具有专制的资本主义的这么一个社会,直到我最后又被迫离开。所以我是一个没有国家意识的人,因为我在这个国家,一直被作为异类来对待的。我在那儿也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因为我们家也是被搬到东北,再搬到新疆,然后搬回到北京,然后我又离开到了纽约……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块土地、或者一个角落、或者一条街、或者一盏路灯我是熟悉的,这里面没有故事,没有叙事,全部是撕裂的,这是我对大的状态的一个表述。 今天我们来到了葡萄牙,我连做梦也想象不到会来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但我在这儿,逐渐的开始种一些植物,做一点事情,让我有一点归属感。 YC: 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你带我去看你正在建的房子。之前我已经读到报道,说这是一个完全用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修改的木房子。你说,这座房子跟你在上海被强拆的工作室有相似之处。你说仅仅设计就用了两年时间。你说它的设计是“一国两制”,也就是说是使用传统方法修建的一座现代建筑。你说修房子是一种对秩序的表达。我问你房子做什么用,你说没用,你根本不需要一个工作室。我很吃惊。然后你说,修座房子是与当地发生深度联系的一种方式。你这样讲的时候,给了我种种触动。 AWW:…

艾未未访谈,第二部分:废墟。钢筋。睡莲。
China Change, 2023年7月19日 续《艾未未访谈,第一部分:2008年》 废墟。钢筋。睡莲。 YC: 我看你的自传,有很多细节印象很深,但是我今天想提出来对两个废墟的印象 — 艾未未前后站在两个废墟前的场景。一个是2008年5月你和你的助手到达汶川地震倒塌学校的废墟。你描述了废墟里露出来的扭曲的钢筋,你描述你碰到的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是死难的学生之一。另一个场景是2011年1月的一天,你在夕阳时分赶到了马陆,你刚刚竣工的上海工作室被强拆的现场。如我说的,这本书翻译得非常好,其中有这样一句:Under the setting sun, four wrecking machines were still waving their huge arms, and all that was left of my studio was a section of wall in the northeast corner. (“夕阳下,四台挖掘机仍挥舞着长臂,除东北角一面断墙,工作室已全部被捣毁。”) 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艾未未曾经站在这样两个废墟前。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AWW: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父亲实际上写过两首关于废墟的诗。一个是交河【艾青1997年的诗《交河古城遗址》】,这是一个遗址。我这本书的题目《千年悲欢》就是引用他里面的一句话。他是大意就是说,交河这么一个古城,已经差不多被沙漠掩盖了,他说,站在这,谁能想象到这个地方曾经是一片繁华,车水马龙,在曾经有过千年悲欢之后,现在是这样。他说,活着的人好好活着吧,不要指望大地留下记忆。这是他的一个分析。 另外,他还谈到过古罗马的大斗技场【艾青1979年写的一首长诗《古罗马的大斗技场》】,一首长诗,讲古罗马大斗技场现在也是一处废墟了。实际上他谈到过多次。他谈到过当考古学家捡到他的一块骨头的时候,怎么能知道这块骨头是经过20世纪的烈焰燃烧过的呢?所以我父亲的废墟,或者说,他对这些事情是有很深的一种感受的。 我自己呢?在你说的第一处废墟,是我想清理一下这个世界,而不是人云亦云地去谴责或者是去悲愤。我想站在那个废墟当中,站在瓦砾当中,当风和空气将你笼罩在灾难的情境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我去这样做了,这完全是自身的一次完善,一次自我的认识吧。 第二次,是当我知道我的房子在官方说暂时不拆的时候突然袭击去拆了。我飞过去,看到我的房子,刚盖好、装修完的一个很漂亮的房子,被他们希望在一天之内拆完,然后连废墟的瓦砾都要运走,把那个地方在一夜之间重新变成一片耕田的这种努力。上海人我觉得实际上是最缺德和最不要脸的一个群体。上海的这种管理,包括他们的公安,杨佳事件也是这样的。所以我想亲历一下,因为这些事情不亲历的时候,这种耻辱感实际上是不能够被体验到的,只有你在那的时候,你才能想到,为什么要这样?是什么支撑了这个社会?支撑这个社会的人是谁?这些问题都会问。普通的人 — 我只是个普通的人,都会问这种问题。 实际上我还经历过其他的废墟。2015年来到了德国后,我去了希腊莱斯沃斯岛,我站在岸边亲眼看到难民如何上岸,从海面上步履艰难走向岸边,如何将他们的救生衣丢弃到岸上,把橡皮船丢掉。很多人在那儿死去了。这是一场人类的难民危机,是一场人类的废墟。之后我走访了几十家难民营和很多很多不幸的地方。所以我至少经历了三次很大的废墟。 YC: 那天你一边炒菜的时候我们谈到互联网的头10年,你说那十多年就是个“隙缝”而已,因为专制机器还没准备好。但是那十年对中国很大一个群体来说,应该是一个言论井喷的10年,这样说是否成立? AWW: 不要把它夸张了。第一,中国不存在什么很大的群体;中国就是一片野草地,当除草剂没出现的时候,它乱长了一阵儿。它是个野草丛生的年代,它也没有井喷。这也是一个怪象,就是杂草丛生。 YC: 那杂草丛生的那些年,有没有对民间留下一个比较长远的影响呢? AWW: …

艾未未访谈,第一部分:2008年
China Change, 2023年7月18日 今年五月我在葡萄牙与艺术家艾未未做了一个访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艾未未,像许多中国网友那样,我称他“艾婶”。我寻求更深地了解一个刚刚过去的时期,而艾未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访谈分三部分发表:《2008年》,《废墟。钢筋。睡莲。》,《中国,世界,表达自由》。 — 曹雅学,China Change 2008年 曹雅学 (YC): 我们先从2008年谈起。谈论当代中国,我觉得不能不谈2008年;谈2008年不能缺了艾未未。如果我们把2008年设想成中国 — 不是中国当局 — 而是包括当局与民间的中国给世界办的一场展览,也许可以借用你书中的话做标题,“两个不同的世界,两个不同的梦”。我采访过一些人,只要相关,我都会请他们讲述2008年的经历以及对2008年做一个阐释。所以我也想请艾婶儿对这场2008年“中国展”做一个阐释。 艾未未 (AWW):谢谢。如果要谈2008年,我不能不谈到,我是93年回到中国的.在之前的12年我是在美国,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在81年去美国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新疆,我是从新疆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然后去了美国,然后回到中国。 从93年到05年,这12年我基本上无所事事。但是在2000年我开始做了建筑。所谓做建筑,就是我盖了一个工作室,通常人们就管这个叫做建筑。在这之后我就突然一下成了一个在设计、或者建筑、或者时尚方面比较受人关注的人物,因为我可能有我自己的一些对事情的看法,比如建筑风格。还有当时刚好是中国在这方面的探讨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就是说,在新的生活方式,怎么说呢,重新搭台唱戏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缺乏美学、伦理学或者是哲学方面的思考。这个空缺太大了。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做现代艺术的人,在美国待过10多年,回来后开始盖自己的工作室,对中国已有的这种学来的市场是一个冲击,所以很多人想听我怎么谈这个问题,我当然最初就有机会和社会有了一点关系。以前我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那么做建筑以后就进入了一个公共平台。实际上建筑所接触的面是非常大的,有规划面,有这和政府的关系,还有跟设计方、结构设计方、施工方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小社会,而这个小社会又是非常政治化和行政化的社会。 所以我从这么一个吊儿郎当、无无所事事的人,莫名其妙的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很受关注的谈美学、生活方式、风格这类语言的人。所以我开始做了一些访谈,我也参与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国家项目,就是2008年奥运会国家体育馆的设计。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待会再说。 这时候发生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事件,就是新浪播客2005年邀请我成为他们所谓的名人博客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知道我当时有点像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代言人,因为没有这样的人,对国内国外都很了解,对当代这块很了解。我说我从来没碰过电脑,也不会打字,他们说没关系,你一学就会了,我们可以帮你。我不懂,完全不了解互联网,也完全不知道它能做什么,我需要它做什么,所以他们帮我建立了一个新浪博客。 我第一篇博客写得就很困难,因为我不知道面对谁、写什么。我就写了两行字,算是一句话,叫做“表达需要理由,表达就是理由。”这个字我写在纸上,让我的助手徐烨帮我打字,放到了博客上。这是我的第一篇博客。之后我看到很多反馈,我就开始写。那么开始写,实际上我每天就看《新京报》,我订的有报纸,然后根据报纸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我的一些观后感或者读后感,来发表我的议论。 我是一个观点很强、角度可能很偏颇但总是有角度、意见很多的人。所以我一旦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关于有一个叫钟南山的这么一个院士。他丢了他的手提电脑,然后广州市公安局用很短的一段时间破了案,把电脑拿到了。当时我就注意到这个人说,他的电脑里面的内容价值几个亿。其实他电脑里可能也就是涉及到我们今天比较在意的这些关于医疗方面的事情。他提到了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已经被废除的对所谓的流浪人口的收容制度。他说这个制度还是应该恢复,大概这个意思,然后说如果我们容忍了那些坏人,就是对好人的一种伤害,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当时看了比较气愤,我就觉得一个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院士 — 院士实际上在中国,后来我发现几乎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在社会的正义和伦理方面如此缺乏最基本的修养。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价值十几个亿的电脑和一个不可修复的人脑”,把钟南山和他所代表的这种文化群体臭撸了一顿,写的比较露骨,现在看起来比较搞笑。但是这篇文章第二天早上我一起来,好像有20万的转发,我一下意识到互联网的力量。 然后我写了很多文章,类似于这样的,算是杂文吧,转发量都很大,我一下在新浪上就成为了一个热点博客。但是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长。 到08年的时候,实际上是奥运要开始之前,由于我参与了奥运主馆的设计,就有一个记者问我会不会参加开幕仪式。当时我记得是07年,我说我不会参加这个仪式,因为我认为整个这个奥运是一场闹剧,因为它已经被作为一个对党的荣誉、对党的某种宣传,就是把中国社会所有的发展都归结为一党的身上。同时我的最大的不愉快来自于,奥运前【当局】已经说,市民对奥运最大的支持就是待在家里看电视,不要出门。对于中国的民工,就劝他们回到他们的原籍。这一下就把我带回到了由中央控制的这么一种集体性的表演,来试图美化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所谓的成就。这个事情实际上对我来说是蛮可怕的。所以我就开始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是没想到《卫报》的标题好像是说鸟巢的设计者杯葛奥运。其实我只是发表我的一个看法,并没有说我非要杯葛它。记者问我参不参与,我只是说,我不会参与。 当然这样的标题一旦出现后,我又成为了一个焦点。就是说,关于奥运,实际上全世界都在叫好,我觉得美国的NBC什么都在大唱赞歌,配合中共,全世界都在配合中共,想把这场戏演好。中共或者是中国到2008年这二、三十年,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一个盛典,这个盛典是西方遇到了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最大面积的掠夺式的狂欢,因为无论殖民主义,或者说二战之前、二战之后都从来没有见到一个被挖了这么深的坑,然后所有的水涌进的时候,那真是波涛汹涌。 中共当然是在一个频临灭亡的时候,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基于他们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下,如果可以被称之为纲领的话,我也写了不少博客。我说农村的能站得直的,都去做了保安;稍微有点姿色的都去了按摩院,只要能挣钱就行,整个一个伦理败坏,把中国的文化和所有的东西冲击得荡然无存,一路发展到今天。 当时我应该是最早意识到和批评这些的。实际上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反共的人,我是一个反华的人。反华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中国在整个本质问题上不是一个共产党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都遭到了毁灭,而这个毁灭当然共产党负有巨大的责任,但是其实整个民族都进入一个巨大的衰败期。这个几乎是不可挽救的,当然也没有必要挽救,让它死了最好。 所以我当时是一个非常的激愤的人,而且不断地在开始谈论这些问题。这当然就把我推到了一个风口浪尖上,因为我站那个位置比较明显,而且我也从来不会忌讳谈什么。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08年这一幕才拉开了。 说08年,实际上不能不说到之前的江泽民时代。江泽民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崇洋媚外的人。他当然不相信中国的这些院士、建筑师盖的房子。他首先就要做国家大剧院,大剧院请的是法国的安德鲁。江泽民是这种海派人物,他还是很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大歌剧院在中国的建立,实际上它后面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党政治形成的一种苏俄模式的格局,就是它的保守派,就是它的各个院和它的院士。中央的领导人都是外行,他们基本上全部事都要听各个院,所以这些院士基本上是中国的罪魁祸首,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非常邪恶的,他们知道所谓的高层没有别的人可以依靠,都得听他们的,所以他们甚至比有些省长还有地位。基于这么一种极端的官僚腐败的一个社会,实际上歌剧院就遭到了几十个院士的联名写信,说这是一个蛋,很低俗的一些比喻,比如说在人民大会堂旁边,然后这个东西如何不好。但是最后中央还是抵制住了,虽然遭到某种非常强的反对声,还是把它完成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是法国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他还设计了戴高乐机场,我也认识他。 基于这个背景,在胡、温政权的时候,他们也是做延续。就是说,我们既然要改革开放,那么我们的建筑应该全球招标;那么在招标情形下,应该由不只是中国人来做评委。通常是只有中国的院士来做评委,那不就很糟糕了吗?你请了一级的运动员,然后你让中国足协来做评委,这不是奇怪了吗?所以让国际做评委。 在鸟巢之前先有一个项目,就是央视大楼。央视大楼也是国际招标,当时瑞士的建筑师就通过瑞士驻华大使希克(Uli Sigg)问我,说这种招标我们是不是应该参加?因为对中国毫无经验。以我的经验,我说不应该参加,因为这个招标不会是公平的,最后一定是领导拍板,甚至在之前就知道要把给谁,因为中国各个设计院里面盘根错节,各种利益关系太大,政治影响太大。结果咨询我的这个瑞士公司没有参加,但是结果出来后让大家大吃一惊,是荷兰的叫做库哈斯的事务所(Rem Koolhaas)中标了。那就说明评委和招标是正常的,一个非常好的设计中标了,而且中标的项目也非常大胆,做了,后来被人骂做大裤衩的,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为什么说起这个呢?是紧接着就是鸟巢的国际投标,他们就不来问我应不应该参加了,因为我等于耽误了他们一事儿。他们说,你愿不愿意参加,进入到我们的设计团队,因为他们对中国的事情不了解,主要基于这个理由。另外他们也知道我在当代艺术方面是有经验的,他们说得上话,语言上我们也容易沟通。我当时说愿意,因为我当时热衷做建筑,但没考虑到国家体育场不体育场的,基本上建筑项目有人邀请我都说愿意做,对我来说是一个建筑实践。那时候我的认识还不那么清楚,认为建筑实践是关于建筑的,不是关于建筑周围的事儿。但实际上建筑全是关于周围的事儿。 我因此就参与了设计,然后我们中标了。中标了当然很兴奋,因为做一个国家体育场,而且我们的设计非常大胆,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设计,将来可能也不会有,所以是一个非常有魄力、有野心和难以实现的项目。但是我们中标了。 之后遇到的问题就更多了,有几十个院士联名说中国已经是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什么殖民主义的建筑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钢铁什么的,这样的狗屁话特别多,蜂拥而来,但没有人会为我们的中标项目说话。我是参与者,我就发出了一些声音,因为别人也不敢发,也不知道怎么发这个声音,所以就把我硬是被推到了那一点上。我不能不为建筑事务所辩护。他们自己不可能站出来说话,因为他们是找钱、找项目的人,不能得罪人,但我不怕得罪任何人。 所以这又一次加强了我跟现实之间的矛盾,而且比较深刻,直接接触到了这些决策层,还有这些院士,还有社会的层层面面,使我变成一个非常社会型的人物。我记得艾丹就劝我说,不要涉世太深。他当然是为了保护我,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我应该做的事,我就做了。 这是我跟08年的第一个瓜葛。 但是08年同时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奥运之前。当时我已经疯疯癫癫了,天天在写文章,四面出击。忽然,5.12发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我可能连着3、4天没写博客。博客上一片声音,都说平时你什么事都会说话,大地震了,你怎么没声音了?大家都很奇怪,你怎么会没声音了? 其实我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事情我不了解,我是找不到词汇的;找不到词汇,我是没法说的。我不能发一个普通的声音。所以我说我去一趟。我就带我的助手赵赵一起去了几个地震的废墟,拍了一些照片,拍了一些视频。当时我觉得要拍一个纪录片,后来纪录片叫《花脸巴儿》,也拍完了。 关于地震我也写了几十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好像是说,当国家在说很多人都开始感恩,说政府怎么救援怎么有效什么的,我说政府救援是他该做的事,根本不应该跟感恩有个屁关系。类似这种文章写了不少。 到7月1号发生了杨佳事件:一个名叫杨佳的北京青年冲进上海闸北公安局的一个办公楼,用刀扎死了6个警察,扎伤了几个人。 关于杨佳事件,你想,一个个人杀警察,基本是没有人会为他辩护的。那么我开始追问这个事件的背景。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一个北京青年去上海旅游,怎么造成了这个事儿?这种事我发现在中国很少有人会去认真去对待。 我和还有一个主要人物,刘晓原律师,我们两个人,他从法律方面分析,我从社会学或者是说伦理学角度去谈这个事情。杨佳到底是谁?他是怎么样走到这一步的?他是不是有病?公安是否做到了程序正义? 还是当官的就只想赶快把他给毙了?委托的律师都是政府的,不让他家人见面,把他妈妈失踪,放进了精神病院。这事儿我那时候写了可能有五、六十篇文章,疯了一样。刘晓源也写了几十篇文章。我们俩一应一合,直到杨佳被枪毙。 然后8月8号是奥运会开幕日。那时候我已经悲愤的不得了了,开幕式我也没去参加。我的建筑师团队坐在鸟巢的贵宾席上给我打电话说,未未,我们很遗憾你不能够在这儿。他们很兴奋。我在望京的一个酒吧里,在一张纸上写了一篇文章,那张纸是一张医疗诊断室的纸 — 我的朋友刚去医院诊断,就是她怀了艾老的诊断报告。我就在那上面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都有据可查。整个奥运我也写了几十篇文章。就是这么个情况。 YC: 我说到两个世界两个梦,08年的时候,大家都这么说,你也在书中也提到,认为它是公民社会元年。…

笑话之外
曹雅学,2023年5月27日 去年十一月白纸抗议发生后,我意识到我对当代中国年轻人、特别是90后和00后出生的年轻人不仅完全没有概念,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在心里想当然把他们设定为岁月静好、对政治冷感、精致利己主义的一代。我开始去找他们写的东西看,并希望看到有人对他们的生活与世界进行深度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我在YouTube上偶然撞上了笑果文化的“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节目。 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中国有脱口秀,而且这么红火。起初,我有点被脱口秀大会欢乐的场面惊呆了。脱口秀演员基本上是年轻人,台下的观众也差不多都是年轻人,场内爆发着此起彼伏的笑声。我有点不适应。 我向一个朋友描述说,作为一个去国已久、但过去十年深度关注中国言论自由、法治、与人权状况的中国人,我看到的是一群欢快的小鸟在一个大笼子里飞,说不痛不痒的笑话,博得悦耳的笑声。在美国,脱口秀和喜剧节目嘲笑政治和国家领导人,比如华裔美国人黄西在白宫记者晚宴上拿总统和政要开涮;但中国的脱口秀里完全没有政治、社会问题、与时事。在疫情三年期间火起来的几季脱口秀大会上,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疫情的笑话。要不是观众带着口罩,你都不知道有疫情与封城这样的事。当然中国的环境与美国不同,不触及政治和时事我也可以理解,但是台上台下能快活得那么没肝没肺,的确是种很奇怪的感觉。 然而,我却出乎意料地喜欢上了中国的脱口秀以及说脱口秀的年轻人。他们大多二十多岁,那些三十多岁的已经自嘲“老了”。他们的脱口秀生涯大多只有两、三年,少数几个长的有六、七年。他们来自各地,有的在城市长大,有的在乡村长大,不少人有硕士学位,教育背景从机械到新闻、从金融到海洋生物、从程序设计到材料科学,不一而足。有的在美国留过学。有不止一位曾经在教培业当过英语老师。他们当中有公司白领、残疾人、音乐人、快递员、在生产线上工作过的工人,还有一位曾在海军军舰上当过炊事员。在一场以健康为主题的脱口秀中,上海还有几位医生西装革履上台讲了段子,讲得还真不错。笑果的线下演出非常受欢迎,听说一票难求,有的演员走在街上是能被人认出的“明星”。 他们风趣、好笑,讲父母、职场、城市生活、个人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讲两性关系、住房、自己的囧事,调侃中国的篮球和足球……。他们很精确,不管是脚本还是表演。而精确是炉火纯青的标志,非偶然可得。 他们的幽默中透露出洒脱、成熟和洞察力。他们常常信手拈来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知识使他们显得相当迷人。在穿插在场与场之间简洁的访谈中,他们探讨喜剧的craftsmanship, 表达自己的心情以及对同事的支持。他们身上没有官方电视台那些娱乐人身上的油腻、虚假、和媚态。他们真诚而自然,散发着前两辈中国人身上难以见到的一种清新的气质。 我喜欢他们:尽管他们说着极不自由的脱口秀,但我断定他们是内心自由的人。我感到我必须以新的方式判断中国的新世代,也就是,在无人敢谈论民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衡量年轻人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毕竟,在极权中国发出反抗之声是一件高代价的事情,一个人可能要面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身败名裂的结果,或者在监狱中服“颠覆罪”刑期。 其实,我一边看他们的喜剧,就已经开始为他们隐隐担心:如果这些年轻喜剧演员和他们的观众在我眼里是正常人,即具备现代常识的人,那么在审查者眼中,他们肯定就是异物了。谁都知道,真正的喜剧会让专制者不安。 在此过程中我对脱口秀演出的审查制度,不管是电视上的脱口秀大会还是线下的脱口秀俱乐部的小众演出,已有了个大致了解:所有文稿需要送交政府文化管制部门审核;演出现场经常还会有审查者坐在观众中监督。这种死盯的审查模式与九十年代末市场化媒体兴起后中共宣传部门所贯彻的审查制度如出一辙。 就在我刚看了一些中国脱口秀节目后不久,今年二月传来新闻,一位出生于1995年、名叫池子(王越池)的前笑果文化脱口秀演员在北美巡演中,因为内容涉及中国的防疫政策、审查制度、以及一位名叫卡姆的维吾尔人脱口秀演员无法办护照,而遭到中国全网封杀。我们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因为演出现场不允许录音录像。一位观众回忆说,有一个涉及领导人的笑话则“让大家都笑疯了”。在温哥华演出前的一个谈话中,池子说, “我一直觉得在国内演得不过瘾,这次来温哥华的机会让我比较兴奋,也很开心,我也希望拿出比较好的东西,给大家看看,也给我自己看看。”之前在中国的一次演出中他曾解释他上台时为什么总带着一顶棒球帽,因为审查部门要求他上台时必须盖住那一头长辫子。 后来我陆续又了解到更多。一位叫孟川的演员因在白纸抗议期间在社交媒体表达支持而被处罚。另一位名叫杨笠的演员因为嘲笑男性“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而受到争议,在中国网络甚至出现了“普信男”这样一个新词汇。同样是1995年出生、来自新疆克拉玛依、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维吾尔人脱口秀演员卡姆2019年获得《脱口秀大会第二季》总冠军后几个月,2020年5月因“容留他人吸毒罪”(这里的毒品是大麻,“容留”指的是允许他人在自己管理的场所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所的行为)而被判刑八个月。他除被笑果除名外,线下小场演出也不再可能。 三月份,我偶然从台湾The KK Show听到,深圳的一个脱口秀俱乐部上交审查机关一份A稿供审查,演出时则使用B稿,给演员发挥的余地,并期望观众与他们共同守护一个言论自由的“小秘密”。这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他们遭到了举报,演出被关闭。主持人Kelly 还讲了另一个故事,她说,她最近听一名大陆喜剧圈的人说,他前往上海观看脱口秀演出,现场观众非常“冲”,大骂政府,情景令人“无法想象”。 脱口秀在中国 1979年, 美国脱口秀演员Bob Hope 前往中国,为NBC录制一个特别节目,The Road to China. 期间他在北京人艺做了一场演出,由当时可能是唯一懂英语的话剧演员英若诚同台做翻译。观众当中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人。Hope 开玩笑说,“我告诉你们,中国人能邀请我来,我真是非常感谢。我听说他们要把我变成他们的第五个现代化。” (在此我要做一个简单注解:上世界1970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并制订了四个现代化目标: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1978年12月,北京一位名叫魏京生的年轻电工在西单民主墙贴出一张题为《第五个现代化》的大字报,要求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为此他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 但是直到三十年后,大约在2010年前后,中国才成长出脱口秀演员和市场。中国最早的脱口秀来自酒吧和网络上的段子手。他们所受的启发不是来自相当格式化的传统单口相声,而是来自美国脱口秀喜剧演员和电视节目:Jerry Seinfeld, Daily Show, Jon Steward, Saturday Night Live, Late Night with Jimmy Fallon and other late night talk shows,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等等这样的大众喜剧节目。有一个名叫“谷大白话”的微博账户从2011年开始,将不下二十档美国电视喜剧节目,甚至包括七、八十年代的Jonny Carson Tonight Show,加上富有创造性和搞笑意味的中文字幕,在微博上持续发布,在年轻人当中获得一批追随者。一些人也谈到香港栋笃笑演员黄子华对他们的影响。 2012年,上海东方卫视推出《今晚80后脱口秀》节目,每星期四晚11点播出。这个名称本身就打着年轻世代的标记:它为1980年后出生、当时二十岁到三十岁出头的人打造。这个节目模仿美国深夜喜剧节目的模式,以一段单口喜剧道白开始,接着是轻松而搞笑的人物访谈。节目当时请了两位来自一个名叫笑果的喜剧俱乐部的年轻的段子手当编剧,一个是蛋蛋(本名李瑞超),一个是王建国,他们分别出生于1989年和1988年。后来他们被制片人“一脚踢上了台”,从后台编剧被逼上舞台成为演员,蛋蛋取了李诞这个艺名,“荒诞的诞”。 2017年,当东方卫视停播《今晚80后脱口秀》这档节目后,这个节目的资深电视制片人、这两位脱口秀演员联合腾讯视频和其他投资者,开辟了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在腾讯视频播出。吐槽大会是一个周日节目,脱口秀大会则是一年一度、持续数月的脱口秀比赛节目。两档节目均大获成功。…

一首反抗歌曲在中国诞生,它是共产主义战歌《国际歌》
曹雅学,2023年3月2日 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作为一首抗议歌曲在中国唱响,是上海去年春天开始封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候。那时候我每天看很多从中国社交媒体收集的上海封城视频。一个夜晚,在一个公寓楼林立的中产居民区里,家家灯火通明,几乎每个阳台上都站着一个或两个人,空中回荡着一支金属乐队演唱的国际歌。仔细辨认,可以隐约听到人们在阳台上和唱的声音。在录制者的公寓里(你可以看到布置雅致的餐厅),一个小女孩问可能是妈妈或者保姆: “怎么还有…有?” 大人回答说,“唱歌。你会唱歌吗?” 在这只有30秒的视频中,你听到的是如下这段(首句没录上): 起来,饥寒交迫的人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我最初的反应有点复杂,吸引与抗拒交织。这幅画面非常震撼:被强制封闭在家的上海人,一家一家,出到夜晚的阳台上,彼此心照不宣,汇成一场抗议大合唱。但这是共产主义战歌, 无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宣传,把《国际歌》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细胞中。我宁愿他们在唱一首不同的歌。 可是,他们能唱什么呢?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我也会唱。我想不出还有哪一首歌,中国人可以合唱,可以表达共同的愤怒与反抗。去年四、五月,我看了大概三千多个上海封城期间的视频,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的场面之一,我把它收入了改变中国制作的两部上海封城视频中的第一集。各地封城期间,唱国际歌的景象层出不穷;在抖音上有所谓国际歌接力,屏幕上打着批评政府的言论。 《国际歌》作为中国人的抗议歌曲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是去年十月份。彭载舟在北京四通桥上挂起横幅,点燃一柱浓烟,喊出反清零、反独裁、要民主的口号后,中国各地出现了响应者。在不同的城市,人们乔装打扮,夜间出动,在公共洗手间、在公交车站、在布告栏、在出租自行车等处贴上或喷上彭式标语:“不要…要…,不要…要…”。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广泛分享一首名叫《孤勇者》的歌曲,但这首歌很快遭到了封杀。10月22日晚,在上海一条热闹的街道上,七、八个年轻人拉着一条白色横幅,上面仅仅写着“不要,要;不要,要”几个字,参差不齐地唱着国际歌,从车流中走过,引起行人驻足注目。 白纸运动去年11月26日在上海开始。几百个年轻人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纪念数日前在新疆乌鲁木齐因为封城被困在大火中无法逃生而死难的人。过去三年,特别是2022年,中国人的生活已经被清零政策逼到了崩溃边缘,发生自己身边、在社交媒体上传播的悲惨故事天天刺激着他们的神经。在乌鲁木齐中路的那个晚上,抗议者面对着一排警察人墙,唱起了《国际歌》: 这是最后的斗争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团结起来到明天 歌曲結束,人群高喊:“自由!自由!自由!” 次日夜晚,在北京东三环亮马桥外国大使馆区, 桥上桥下站满了人,至少数百人—-多数是年轻人—-举着白纸,在路灯和手机屏幕的光亮中,唱起《国际歌》: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同天晚上,同样的抗议场面,同样的歌,也出现在成都望平街、云南大理和中国更多城市。 共产党的国际歌 从红场,到苏维埃代表大会;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到平壤北韩劳动党会场,这几天我耳朵里灌满了《国际歌》,鼻子里一股霉陈的味道。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罗斯取得胜利后,1922年至 1944年间,国际歌是苏联国歌。二战期间,苏联遭到德国入侵并成为盟国后,英国首相丘吉尔阻止BBC在每晚九点钟新闻前播放的“盟国国歌”联奏中播出国际歌。英国人想用一段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代替,可是苏联人坚决不干。为了回避国际歌,BBC甚至停播了这个盟国国歌联奏节目,直到六个月后丘吉尔做出让步。美国人删除了1944年意大利短记录片《盟国颂》(Hymn of the Nations) 中的苏联国歌国际歌,直到 1988国会图书馆才发布了一个完整的原版视频。 这两个事例体现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世界在冷战之初对这首共产主义歌曲的顾虑。 《国际歌》起源于巴黎公社, 并在19世纪末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颂歌。中共建党初期,1923年,国际歌被翻译成中文;从中共三大开始,成为党的会议结束曲,至今仍然如此。在毛泽东时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六点半和晚上八点整的新闻节目,都以《东方红》开始,在《国际歌》中结束。在这两个时段时间,整个中国的广播里就只有这一个声音。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一无所有,但从不缺国际歌。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凌辱和杀害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数以千万计,但中国人从未停唱这首歌曲版《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时代随时随地都有类似1965年人民大会堂万人齐唱国际歌的景象。在革命电影中,共产党人就义,背景必然响起国际歌。我从微信上一篇文章里摘取了几段,跟读者分享: 不管是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还是追悼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都奏国际歌。 2021年7月1日,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天安门广场上万人庆祝,奏响国际歌。去年十月中共二十大闭幕,习近平亲自宣布,“奏国际歌!” 全体代表起立,一个庞大的军乐团在人民大会堂奏响国际歌。 在以中国共产党创立人李大钊为主题的一部新电影《革命者》里(2021年),当李大钊被押往绞刑台时,背景响起那英唱的主题曲《国际歌》。在一段虚构的对话中,李大钊对一个年轻人说:“答应我,你要好好活下去,活到革命胜利那一天,帮我看看,那天是什么样子。” 国际歌在1989年 关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唱的歌,有很多亲历者描述,包括国际歌,国歌,和当时刚出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无所有》。而这些歌曲中,国际歌则成为主导的抗议歌曲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视频:VIDEO: Chinese protesters sing anthem The…

遥望家喜
梁小军,2022年6月23日 昨晚,梦到家喜。 梦中的他一如既往,对朋友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对家人关切体贴,孝敬父母。 初识家喜,大约在2012年。许博士那时正热心宪政,偶尔周末约我参加他组织的论坛,在那里见到家喜,却少有交流,只知道场地租金由他支付。 后来见过次数多了,也便熟悉起来。知道他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北航硕士毕业,以知识产权业务为主,收入颇丰,事业有成。 那时的家喜是饱满的:身体饱满,健康健壮;精神饱满,活力洋溢;思想饱满,学思结合;信心饱满,昂扬乐观。他的笑容灿烂,他的行动果断,他的心态宽容,和他在一起,会让你充满力量。 2013年4月17日,正当家喜忙于帮助友朋委托律师之时,自己亦遭抓捕。他想到了时局的紧迫,但没想到打压来得这么快。他的妻子那时作为外企高管刚刚拿到赴美工作签证,只能独自带两个女儿去了美国。 一年多后,家喜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有期徒刑三年半,送天津宁河县境内的前进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家喜寄出委托书,委托我和刘卫国律师代为申诉。 拿到委托,我们两次驱车去前进监狱和北京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提出会见要求,但监狱管理局却依据《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暂行规定》的第六条:“对于涉及国家秘密或者重大、复杂案件的在押罪犯,由监狱作出批准会见或者不批准会见的决定”,不批准我们会见家喜。我们无可奈何。 2016年10月,家喜出狱后来看望我。 说起申诉的事,他说:“我知道你们去过两次。” 我说:“他们不批准我们会见。” 他说:“你们应该再继续去要求,你们每去一次,我都会知道,对我会有影响。” 他没有责怪我们的意思,但我却一直自责——我觉得自己愧对家喜的信任,没有努力去争取会见,至少应该再多去几次。 这时候的家喜,瘦了很多,身体不再饱满,脸上刻着沧桑。我的心中有些悲凉,但他依然笑着,只是笑容中多了几分毅然决然的神情。 出狱后的第二年,他申请赴美旅游签证去看望妻女,遭拒签。美使馆担心他一去不归,表示可以批准他移民签证申请。他坚持旅游签证,并表示一定回来,最终获批。 在美国纽约州,他享受了两个月与妻女团聚的美好时光之后,毅然回国。 2018年5月,大女儿康奈尔大学毕业,他欲赴美参加女儿毕业典礼,在机场被以“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境。 至他2019年12月26日再次遭抓捕之间,我们很少联系。为了避免监控,他几乎不用电话。我听说他经常自驾在国内游览访友,生活自由自在。 在他被抓一年多后的2021年1月21日,彭剑律师第一次通过视频会见到了关在山东临沭县看守所的家喜。 家喜对律师讲述了自己在烟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所遭受的令人发指的酷刑,包括,长时间剥夺睡眠、数天24小时噪音、强光照射、束缚带紧紧捆绑在铁椅上、饥渴折磨等等。 看守所条件恶劣,没有暖气和热水,常常吃不饱饭,营养匮乏,家喜的健康受到极大摧残。 每念及此,我都心痛不已。 2011年,家喜在纽约市的福特汉姆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了自己思想的转型,由一个成功的商业律师变成了一个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勇士,走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 我曾问福特汉姆法学院关注人权和中国问题的教授是否认识访学期间的家喜,他们都说那时不认识。我说,你们虽然每年都有来自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但丁先生是其中少有的值得你们为之骄傲的校友。 很多人不理解家喜的转型,正如他们永远不会理解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家喜开庭在即,我却不能去旁听。 著文遥寄,望他保持健康,期盼他早日归来。 梁小军,中国人权律师。

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 – 公告
2022年6月16日 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將於7月9日美東時間上午九點在網上舉行。2017年,美國、台灣和香港多家關注中國人權律師狀況的人權組織建立了這個活動,紀念2015年7月9日起發生的對人權律師的大規模抓捕、關押、酷刑事件。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當局對律師的監禁和酷刑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在過去數年內大面積、系統性地註銷和吊銷了多達40多名人權律師的執照,律師的工作環境在整體上更趨惡化。這表明了中國當局對待人權律師的態度以及阻止他們執業的決心。在很大程度上,當局達到了這個目標。 在過去的六年裡,人權律師節努力向國際律師同行、法學界、與國際人權組織及相關人士展示中國律師的境遇,討論如何為他們提供支持。當政客、資本、跨國企業對中共望而生畏、甚至助紂為虐,任由其破壞和腐蝕我們自以為牢固的價值觀和國際自由秩序的時候,中國人權律師卻在每一天的工作中,戰鬥在反对專制政府踐踏人權的前线,在一個沒有法治的國家堅持法治理想,付出巨大代價而無怨無悔。當今的世界來到了一個交叉路口,民主國家開始嚴肅思考並直面中共極權的危害。律師節的意義在於,我們必須看見這些律師們,支持他們,因為他們的命運和我們所珍惜的自由信念與法治秩序息息相關。 去年,我們觀看了有關中國律師受迫害情況的影像,聽取了他們的發言;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主任Baroness Helena Kennedy QC發表了開幕講話,CCBE和UIA等國際律師機構的同行以及多位研究中國問題的法律學者參會並講話。此外,歐洲議會和美國國會議員也發表了視頻講話,表達了對中國律師的敬佩、關注和鼓勵。 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將在主辦方之一台灣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YouTube 頻道直播。參與者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人權律師,來自歐洲、美國、台灣和香港的律師,學界教授,議會議員等;議題將包括中國當局對律師的羈押以及非法剝奪執業權的行為,聯合國對律師作用的規定及其與中國的相關性,國際社會如何支持和保護中國人權律師等。 兩位律師將獲得今年的中國人權律師獎。 我們期望您在7月9日光臨! 國際律師協會人權研究所 (倫敦) 人道中國 (美國) 對華援助協會 (美國) 改變中國 (美國)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台灣) 29原則 (英國) 華人民主書院 (台灣) 台灣聲援中國人權律師網絡 相關: 改變中國記錄片 辯護人 – 中國人權律師20年 68 分鐘 中英文 簡介 當中國的維權運動在世紀之交興起時,一群被稱為“維權律師”的人引領了這一潮流。過去二十年裡,他們所代理的案件涉及人權和公益的各個方面,包括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政治異議、私有財產權、婦女權利、勞工權利、少數民族權利、反歧視、食品安全、糾正冤假錯案等。 到2012年,中國當局將這個規模不大但持續壯大的律師群體視為對政權政治安全的威脅之一。 這部影片記錄了人權律師過去二十年的歷程,他們所遭受的敵對待遇、他們的理想、以及他們的反思。影片中有多達30多位律師通過視頻或音频說話,更多人出現在照片中。 評論 這部影片對我個人感染極大。聽到我認識了十年或更久、但自709年以來沒有联系的律师說話,我哽咽了。….劇本非常好,恰到好處地平衡了冷靜的評論和對律師話語的精彩剪輯。總的來說,它是一首讚歌,不僅是對過去一個時代的肯定,而且是對美好未來的頑強表達。 – 特倫斯 · 哈裡德 (Terrence Halliday),美國律師基金會研究教授 這部新的記錄片具有更廣泛的人類寓意。 – 孔傑榮 (Jerome Cohen),紐約大學法學教授 強烈推薦這部記錄片,從中可以聽到很多中國維權律師自己的聲音。 – 唐納德 ·…

追思张青 — 女儿杨天娇、儿子杨天策、朋友Martha
2022年1月21日,美国马里兰州 杨天娇(西西) 在我眼里,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单亲母亲。如果你问我,一想到家庭这两个字,我会想到什么?其实我真诚的说,我只会想到我和我妈妈和我弟弟,因为从小到大其实真的是我妈妈一个人带大了我们。自从我爸爸郭飞雄(杨茂东)开始做维权运动之后,我妈一个人就承担了整个家庭的责任。在中国的时候,她一个人不仅带着我们两个,当时我在上小学,我弟弟在上幼儿园,而且她还操办了家里的所有事情,同时还为我父亲呼吁。她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我成人之后,我感觉我能够更理解更明白,身为一个女性在社会上,尤其是一位单亲母亲,会遇到有多大的困难。尤其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感觉我对我妈妈的这十几年所经历的事情,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我妈妈一个多星期前很突然的走了,癌症晚期,非常的突然。我们其实一直在坚持治疗,但是她没有等到治疗之前就突然的走了。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妈这短短的55年,她到底过得好不好?她到底快乐吗?可能是去年的时候,我看我妈妈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我很难想象,从她成了单亲母亲之后,我感觉我看到的都是难过的、痛苦的。 因为癌症,她很疼,疼到只能躺在床上,疼到她走之前的两天,我问她,“老妈,我要不要给你弹琴,弹你喜欢听的曲子?”她说,“不,让我休息一下,音乐太吵了。”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无法想象她这么多年过得有多难受,但是我慢慢的又回想起了很多她的快乐时光。 我一直回想着,我们三个人这十几年来,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明白了,其实我也一直明白,我妈妈她一直知道她很艰难,但是她一直是一个这么爱笑的人。她一直在困难中,在这些磨难中,她真的是一个一直想要寻找快乐、一个非常坚强又非常乐观的人。比如说,这张我妈妈的照片,是她2020年应该是3月28日的时候,她去了Germantown的一个公园,去看樱花。她喜欢樱花,她觉得樱花很漂亮,她也告诉我她曾经在武汉大学看樱花,说那个场景有多么的美。我在她日记里面发现,原来这张照片是她3月28的时候照的。她日记上写着,“我去了公园,去看花。”虽然这么短短的几个字,但是能从她的照片上看出来,她很开心。 她喜欢漂亮的事情。她喜欢漂亮的花朵,她也喜欢漂亮的人,她很喜欢看美女。我们有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她就会说,哇,刘亦菲好漂亮哦,王祖贤好漂亮,林青霞好漂亮。她最喜欢的电影演员是巩俐,她觉得巩俐的气场特别的强大,长得也美,巩俐是属于她的审美中最美的一个女明星。 我妈还喜欢看电影,尤其是喜欢看很励志、有希望的电影。我们到了美国之后,看了很多美国产的很浓郁的美国文化的电影,比如说《星球大战》。《星球大战》电影主要的出了9个,我们都看完了。我们是通过我弟弟才了解到这个系列,我妈妈也很喜欢,还跟我们一起讨论剧情。然后通过我,我们三个人还看了《指环王》和《霍比特人》系列,6个电影我们都看了。我妈妈很喜欢看《指环王三 — 王者归来》。我记得有一次她很突然的跟我们说,“我们今天晚上看《指环王三 — 王者归来》吧”,然后我们就看了。我觉得我妈妈一定很喜欢这本书的message,那种希望,那种即使困难、在困境中都不放弃的精神。她很喜欢人皇,Aragorn。人皇不仅很帅,而且非常有领导能力。 我们还看了很多其他的电影,比如说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其实我们什么都看,我觉得我妈很喜欢我们三个人一起的时光,虽然她看电影的时候有点小严重的问题,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在电影里那种专门让你紧张难忍、揪心的、卡的地方,我妈经常就会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每次这个时候我会跟她说,你看下去就知道了,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妈妈喜欢户外活动,她喜欢划船,她喜欢游泳。她这次肠梗阻之前,一直在很努力的游泳。去年的11月份、10月份,她每次也游泳40-50分钟。她很希望能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每次我和我弟弟得到了什么奖项,有什么荣誉,我妈妈都非常的自豪,都很骄傲。我弟弟每个学校的那些照片,Yearbook照片什么之类的,我妈妈都一直留着。在我翻我妈妈的物品的时候,我都找出来了。我能看到我弟弟从小学一直到高中留下来的照片的记录,我都看到了。连我的一些奖状,比如说我弹钢琴获得了什么样的荣誉,我妈妈都留着。我妈妈很自豪,我妈妈为我感到很高兴。 她也非常的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她一个40岁才来到美国的人,却读完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两个都是学的会计。她还专门自己花了钱,买学校拍的毕业照片,连我自己都没有买我自己毕业的照片,因为我嫌它贵,因为学校拍毕业照都是专门来坑你的,专门来坑人钱的,但是我妈专门花钱买了,因为她觉得这是她非常努力换来的很骄傲的结果。她留着她的毕业照。 我妈妈很喜欢听音乐。我妈妈其实很喜欢听美国的一些经典流行音乐,像 Whitney Houston,Michael Jackson 和The Carpenters [卡朋特乐队]。他们的这些很抒情的曲子是我妈妈的最爱。我妈妈还喜欢听我的钢琴曲。我的钢琴曲子都是我自己选的,我个人喜好比较偏浪漫那种,像肖邦和李斯特是我比较喜欢的。反正我感觉,不管我弹什么曲子,我妈妈都会特别的高兴,她就一直会说,我弹什么她都非常欣赏,感觉我每次在弹钢琴的时候,所有的烦恼都没了。 我们16年之前在德州米德兰的时候,会经常去 Midland College去用电脑lab [米德兰学院电脑房] 。她在学习的时候,我和弟弟就会在电脑房的电脑上面玩网页游戏。米德兰学院还有一个chapel,是专门举办婚礼的很小的一个教堂,那里有一架三角钢琴。就是在这个钢琴房里面,我练了好几年的琴。我妈妈每次都坐在后面,一边学习,看着她的书,一边听我弹钢琴。就像我以前说的,她真的很喜欢我弹的每一首曲子。 我提到了我和我弟弟经常玩游戏。的确是的,我们俩经常玩游戏,而且我妈妈并不是特别喜欢我们玩游戏,所以为了骗取游戏时间,我和我弟弟一直在和我妈妈斗智斗勇。比如说,我弟弟会专门去写故事,比如说每一页能奖励多少时间;我就帮我妈妈做很多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也会奖励多少时间。虽然我妈很讨厌我们玩游戏,但是我们之前有一直玩连连看,我都没有打通关的连连看,我妈其实她自己打通关了,所以她有时候也会口是心非。 其实我妈妈一直都是一个很美好的人,即使在她最后的那一个月,就是去年的12月,她那么的疼,她躺在床上都不能怎么动,但是她看到我回来了,还是会很开心。我妈妈的朋友Martha专门送花的时候,我把花递给了我妈,给她看。她当时躺在床上很难受,但是看到花的时候,她笑了,她说,“Martha真好”。她很能看到人性美好的一面,即使她身处困境和身处痛苦之中。 我最近翻到我妈妈的日记,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就是,我要考完CPA,我要专心复习,我要加油。当然另外一个很普遍的主题就是,生活很难,要加油,生活真的很难,求神保佑,求神同在。我妈妈是那么的充满着希望,她知道她自己身处困境,她知道她自己很难,但是她一直在求主帮助,求主给她力量。 我妈妈很想活。我妈妈才55岁,她还有很多事情想做。她还想考CPA,她还想再看樱花,她还想听我弹钢琴,她还想再看美丽的风景,她还想再跟她的两个孩子一起出去玩,她还想再看电影,她还想做太多的事情,可是她却这么早的离开了。我真的很难过,因为我也是前几年才大学毕业,我弟弟现在还在上大学,她终于熬到了她的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都成人了,我也毕业了,也可以赚钱了,再过几年,就真的可以在本质上让我们这个单亲家庭的生活更上一层楼,就真的能本质上的让我们生活得更好,她却被癌症折磨,这么早了就走了。我觉得上天很不公平,这个世界那么美丽又那么的残酷。 我当然希望我妈能活得更久,希望她能再看樱花,再陪伴我们很多时间,所以我自己也是一直在思考当中,世界这么美丽又这么的残酷,我妈这一生过得到底是很好的吗?到底是快乐的吗? 其实我也不能为她来做决定。这个答案是我需要自己寻找的。但是就像照片上的我妈那样子,她一直在笑,她在困境中一直在笑,她知道她很难,但是她看到美好事物的时候,看到美丽的樱花的时候,她一直在笑,我相信她还是快乐的,两个孩子在她身边,给她弹钢琴,陪她一起出去玩,她还是快乐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永远的记住她,记住她的笑容,记住她的声音,记住她对未来保持着希望、保持着勇气的心,记住在这么一个残酷的世界中,美丽的她曾经来过。谢谢。 杨天策 (金宝) 我妈虽然挺早就去世,但其实她在生活中也成功了挺多的。她把我们两个孩子都养大了,她单独在美国,刚来的时候,话也不会讲。她除了单独把我们养大,还在美国把她的大学都上完了,她把研究生也上完了。她这里那里很难,但她都坚持。我妈也是个很勇敢的人。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孩子,她要有第二个,要有我,所以她就坚持,然后就有了我。她跟每个人都很快乐,跟每个人都关系很好。 Martha (英文来函, 由杨天策读,以下为中文翻译) 青是我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人之一。我们在2009年4月经人介绍认识后成为好朋友,她从未停止令我惊叹。她勇敢、善意、有爱心、对耶稣信仰坚定、为两个孩子每天遇到的问题而操心。 她来到美国后,马上就和她的两个孩子来到我教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课上,因为她知道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非常重要。我记得到她住的公寓去,看到四壁都是英语词汇,这样她就可以让天策、天娇以及她自己浸入在这个新语言中。当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总是找到解决的办法,以便给她的两个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教育。通过她的努力,她使得天骄和天策这两个孩子得到了米德兰城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 她一次不拉地参加她所在的米德兰石门教会的敬拜,天策和天娇也是在那里受洗的。 我们不管是一起吃饭还是在当地星巴克喝咖啡,总是很快乐。 当我想到青的时候,我想到她的笑容,欢快的性格,即使在困苦挣扎中她也是如此。 她很聪慧,在学一门新语言、抚养两个孩子的同时,读完了德州大学西德克萨斯盆地校区(University of Texas Permian Basin)的会计学位,令我惊叹不已。青的故事还有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无法在这里讲了。我希望向每位听众强调,她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由友人根据葬礼上的发言录音整理)

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以颠覆罪起诉,起诉书是一份空无证据的陷害书
改变中国,2021年9月29日 2019年12月7日和8日,二十多个中国公民在福建省厦门市聚会一天半。大家聊天、辩论、卡拉OK、聚餐,谈话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时事,包括香港反送中抗议、美中贸易战、人权案件和公民运动的状况。聚会结束后几天,显然是在12月13日,中国国内安全警察成立了“1213专案组”,对这次聚会立案调查。“专案组”是用于重案、大案、政治案件的做法,可见这场聚会在当局眼中的严重性。12月26日,丁家喜律师和至少四名集会参与者同时在中国不同地区被逮捕,其他参会者纷纷躲避。一些人乘坐他们能搭上的第一班飞机逃离中国;另一些人则四处躲藏,包括公民运动的长期倡导者和实践者、法律学者许志永。许志永于2020年2月中旬在广州被捕。 抓捕发生6个月后,其他涉案人员均被释放,许志永和丁家喜在2020年6月被正式逮捕,并被移出山东省烟台市的秘密关押地点,转到山东省临沂市偏远的临沭县看守所。直到2021年1月,两人都未被允许会见律师。 现在,经过一年半以上的羁押(其中6个月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即秘密关押中度过),经过警方漫长的“侦查”和反复的 “补充侦查”后,许志永和丁家喜在2021年8月5日被起诉。他们的律师虽然当时电话接到了起诉通知,但直到9月初才收到起诉书的副本。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法院武断地强迫律师签署保密协议,禁止他们与家人分享起诉书或将其公开。 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作为两个案件分别起诉。许志永被指控了六项 “罪行”,而丁家喜被指控的是其中五项(1,2的一部分,3,5和6)。对丁家喜的起诉,除了调换与许志永的名字顺序,所用语言一模一样。 许志永的六项 ‘罪行’和起诉书故意回避的背景和具体事实 以下我们逐一检视这六项指控,棕色斜体字是许志永起诉书原文,链接为改变中国嵌入,供参考。 1. 2012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饭醉”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 2017年,被告人许志永出狱后,活动丁家喜继续与“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王江松、刘家财等人勾连,到烟台、厦门等城市与张忠顺、戴振亚等人串联,将“新公民运动”改名为“公民运动”,成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组织、策划、实施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 这项指控一开始便将2012年至2013年的新公民运动加上了“非法组织”的标签,但既没有证明新公民运动是一个组织,更没有证明它是个非法组织,而是以这个任意指控为前提,将许志永、丁家喜和一些公民的活动直接纳入非法和有罪范畴。 作为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对公民社会的第一波镇压,十几名公民运动参与者在2013年春天被逮捕,并被以“聚众扰乱秩序罪”被审判。许志永被判刑期最长,他被指控的罪行包括为没有北京户口但在北京工作、生活、纳税的北京数百万外来人口的孩子争取平等教育权利。他从2013年7月至2017年7月在监狱服刑四年。丁家喜由一名商业律师转而从事公民运动,因与其他公民活动者上街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开个人财产,从2013年4月至2016年10月被判刑三年半。 在2014年的审判中,新公民运动从未被指控为“非法组织”。 许志永的公民权利活动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初,在他从北京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后不久。公盟是许志永和法律同仁在2003年成立的一个非政府机构,倡导宪政、公民参与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等,在当时涉及记者、私营企业家、信徒等最引人注目的公共案件中提供法律援助,并帮助了无数底层受害者。公盟在遭遇了一系列打压后,在2009年被“取缔”。公民运动,无论是 “新公民运动”还是 “公民运动”,是中国公民社会在2000年代初蓬勃兴起的权利运动、法治追求的一部分。丁家喜本来是一位知识产权和商业事务律师,在2011年底左右与许志永一起,开始推动公民运动。 他们是一个松散但不断增长的公民群体。他们的主要理念是,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是谁的臣民;作为公民,他们要将写在纸上、没有人当真也不敢去实践的权利付诸实践。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组织性”,因为在中国,尽管宪法保证公民有结社自由,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及本世纪头十年,异见人士中所有此类尝试都遭到了严厉惩罚,参与者被判重刑投入监狱。 公民运动没有组织架构,也没有领导人和成员。相反,这个志同道合的公民网络是一个随时随地形成的不固定群体,在新公民运动2013年遭到打压之前的两三年里,在中国不同的城市,这些志同道合的公民定期聚会,讨论时事、中国政治、民生、人权等议题,探讨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实践中国宪法中以及法律中保障的公民权利,活得更像一个真正的公民。 但是,从厦门集会参与者遭受讯问后所透露的信息看,以及从许志永、丁家喜的律师会见后向家属传达的信息中可以看出,中国当局的前提目标是要将这个松散的公民网络定性为“非法组织”。 王江松是北京的一名教授和劳工研究者,是厦门集会的20名参会者之一。他在许志永和丁家喜被拘留后受到了严厉的审讯,但未被拘留或起诉。他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质问:“新公民运动’此前并没有被任何法院或国家有权机关定性为非法组织,临沂市检察院的起诉书却以它是非法组织为当然的前提,不知所据何法,根据哪家法院的判决?” 王江松进一步指出,“‘新公民运动’也好,‘公民运动’也好,都只是一个概念,把概念当成实体,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逻辑,按此逻辑和理由,这十几年出现的‘维权运动’、‘劳工运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大量新的概念和思想形态,就都可以被定性为非法组织了。临沂市检察院在许、丁倡导和推动的‘公民运动’概念下塞几个它所认定的认同者,就能轻松而成功地完成一个‘非法组织’的构建?然而,从概念到组织,再从组织到非法组织,每一次飞跃都需要确凿的事实依据和严格的法律支持。” 起诉书第一条指控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涉嫌“组织、策划、实施一系列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活动”,却没有具体阐述他们组织、策划、实施了哪些颠覆活动。是没有呢,还是难以启齿呢? 2. 2012年以来,被告人许志永撰写、传播《人民的国家》《公民倡议:竞选2021》《非暴力》《美好中国》等大量上东兴文章,攻击、诋毁我国政治制度,提出建立“政治反对派”、实现所谓“宪政转型”等政治目标。 2017年,被告人许志永出狱后,伙同丁家喜、境外组织成员华泽共同运营网站“中国公民运动网”,增设网站新栏目、选人网站报道员和编辑、筹集网站运营经费,传播许志永撰写的大量煽动性文章,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2019年9月,被告人许志永指使其女友李翘楚(另案处理)搭建许志永个人博客,并安排李翘楚在该博客上传播许志永撰写的大量煽动性文章,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项“罪行”。在2013年第一次被捕之前,许志永有一个设在在blogspot.com的个人博客。他被捕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2013年6月“公义积金”收到的捐款和支出的月度报告。读者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许志永关于公民运动的一系列文章,包括他在2012年春天呼吁中国应该有一个 “新公民运动”的著名文章。2017年7月出狱后,许志永在同一平台上开了一个新博客,继续发表文章,新博客最近的一篇文章停留在《美好中国》的一个章节。《美好中国》是许志永2017年出狱后写的一本书,是2014年4月在香港出版的《堂堂正正做公民》的修订和延伸,英文版由Lynne Rienner出版公司于2017年出版。它阐述了公民运动的理念,包括过去十多年的努力,以及许志永对未来中国的政治设想。 起诉书只字不提许志永一直倡导和著述的公民思想到底是什么。它不敢提。 著名美国学者黎安友在英文版的导言中,回顾了从1978年至今各种改变中国的努力,认为许志永的方法 “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创造性”。他写道,“[许志永]的生涯维系于‘公民’这一简单而有分量的概念”。“它包含了中国国民广泛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投票、表达、批评政府、享受个人尊严。许志永的想法很大胆,就是呼吁公民当真去实践这些权利和义务。” 许志永和丁家喜本人一直在身体力行,实践他们所提倡的理念。他们的工作和奉献得到了认可。许志永在2016年与刘晓波一起获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奖;丁家喜是2013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中国民主杰出人物奖得主;两人都是中国人权律师奖得主(许志永2020年,丁家喜2021年)。 至于中国公民运动网站的起源,华泽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解释说:作为许志永的长期朋友和支持者,她在2014年4月许志永的上诉结束后不久建立了这个网站。当时,许志永和丁家喜都在监狱里,因此对该网站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与华泽共同经营该网站。她说,该网站不隶属于任何组织,她本人一直在管理该网站并承担运营费用。 浏览过这个网站的读者应该知道,该网站和其它海外自发的中文网站没有太大区别,转贴媒体和社交媒体公开发表的与人权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居多。该网站设置了许志永页面,同时许的文章也经常被其他众多中文网站广泛转贴。 李翘楚帮助许志永搭建网站并协助发帖,居然也入罪了。 3. 2018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建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Telegram群组,作为颠覆活动的非法组织平台,丁家喜、境外组织成员吴明先后担任群主,王江松、张忠顺、戴振亚、华泽等20余名骨干成员使用该群组进行联络、交流;许志永、丁家喜还组织骨干成员使用Zoom软件召开线上非法会议和培训,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活动。 2018年至2019年,被告人许志永活动丁家喜指使华泽使用Zoom软件,定期为“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开展“非暴力”颜色革命培训,让组织成员掌握“非暴力”颜色革命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 除了“非法组织”,第3项罪名还给许志永与丁家喜践行的公民运动理念贴上了 “颜色革命”的标签,但却同样没有具体说明许、丁等人“策划”了哪些“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为什么不具体罗列他们的“颠覆活动”、证明他们的罪并警醒中国大众呢?临沂检察院从某人某处领取指令构陷许志永和丁家喜,不敢堂堂正正把公民活动描述出来,因为如此,只能拉着“颜色革命”这种标签吓人。 至于所谓的“培训”,华泽在声明中解释说:“我是一名独立的研究者,非暴力社会运动是我多年的研究领域。非暴力社会运动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它涉及广义的社会正义和公民权利。丁家喜和许志永听说我的研究后,认为与中国公民运动提倡的‘自由、公义、爱’相契合,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所急需的。因此,他们请我分享过我的研究心得,其中涉及到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等人的案例,都来自中国境内合法出版社的公开出版物。” 她进一步指出,“中共当局把我与许志永和丁家喜案生拉硬扯在一起,不过是想给他们罗织所谓的‘组织化’和‘与境外勾结’的莫须有罪名。但遗憾的是,我除了应邀为一些中国公民做过非暴力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分享之外,并没有参与过他们的任何活动。” 4. 2019年3月至5月,被告人许志永伙同陈勇(别名陈家坪,另案处理)等人拍摄非法影片“政治家”,许志永以自己监狱服刑经历、“教育平权”等话题,攻击我国司法、教育、信访等制度,诋毁我国政治制度,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2020年3月初,在许志永被拘留两周后,一位名叫陈家坪的北京记录片制作人因涉嫌 “煽动颠覆”而被秘密拘留,直到4月他的妻子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封他收不到的信,人们才知道。多年来,这位电影人拍摄了农民工和异议诗人等主题的记录片。从2010年开始,在四年的时间里,他跟随拍摄了由10万北京家长签名的教育平权活动。他还在2014年与艾晓明教授一起拍摄了记录片“新公民案审判”。(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2014年1月22日许志永审判日,支持者们成群结队地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外抗议对许志永和其他新公民的审判,但在2021年,经过专制机器一轮一轮的打压和判刑,这种情形已无法想象。 目前还不清楚 《政治家》是不是陈家坪未完成的记录片的原标题。不排除警方审讯人员为了影射许志永的政治抱负而编造了这样一个标题,虽然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合法中国公民有政治抱负。 同样,起诉书在这条指控中未提供任何细节,说明许志永在记录片中如何“攻击我国司法、教育、信访等制度,诋毁我国政治制度,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 陈家坪于2020年6月获释,未被控罪。…
孙大午法庭最后陈述
孙大午,2021年7月28日,于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法庭 谢谢法庭给我陈述的机会。 首先我陈述一下大午集团的发家史。大午集团是我妻子养50头猪、养1000只鸡起步的,我是当兵出身,1988年辞职下海的,和妻子刘会茹一块创建了大午集团。真正的创始人应该说是我的妻子刘会茹。大午集团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企业,以养猪、养鸡、做饲料为主,回忆过去很激动(哽咽)。 从1000只鸡发展到现在的大午种禽公司,在我们的国家应该排在很前列的。但是我们给国家纳税很少,因为养鸡养猪做饲料都不纳税,还享受国家、政府的支持。当然我们的教育、理念都是国家支持的行业,我要说的意思是,大午集团发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我们必须很感恩,我们必须感恩国家改革开放。我们承认我们付出了,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党和政府的支持,这点我很清醒,我不说了,不管我们做出了多大的成就,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也做不好。很多东西我们手续不全,但政府支持企业这是主流,问题是很小的一部分。 一个三十八年的企业,法庭上所指控的事情,我仍然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大午集团有错,错在我一个人。大午集团发展这么多年,主要是我在引导,在方向性上是有影响的,可以说是我带“歪”了,但不是带“斜”了。我是先按事说、再按理说,最后还是按制度说,就是按照事实说,按理说就会争吵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按事说就排除了谁官大谁说了算。 我经历了这次庭审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先是法庭调查,这就是按事说。但在社会上不是这样的。比如621事件,他们要按照法律说,别人给他们确权了,有理就要让我们去法院说,所以我说我把他们带“歪”了。大午集团的干部都是这个思维,按事说了,不让拆大午集团的围挡和活动板房以及到后面去公安局请愿,都是这个思维,包括921堵路事件。 律师们给我们辩护我很感激。宋律师说很多东西不赞同孙大午,我本人也不赞同孙大午,我本人对自己也是批判态度。比如说914堵路,别人堵路了我们应该去清理吗?从我自己出发是不应该的,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去清理,社会秩序何在?914那天我问高林村镇派出所所长,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清理,他回答说他们只有9个警察,我说那我组织人去清理,他没有说话。如果他回复我了,我就有权去清理了。 很抱歉,有时候不敢回忆。(哽咽) 就像剿匪一样,没有政府的授权,就是私权对私权,尽管你是正义的,尽管有官匪勾结,也不能这样做。我是认识到这一点的。所以,我说大午集团有重大过错,都错在我一个人。 84事件,何必拦着那一辆车呢?崔超不给孙萌、给他爸爸打电话,到公安局门口,领导出来了,怎么还能嚷下去呢?你们认罪了,你们认冲击国家机关罪,你们冲击了吗?你们心服口服地认了吗?你们知道你们没有这样做,但出去以后没有怨气吗? 我希望你们不管出去还是怎么着,从内心深处,真正认识到你们的过错。如果有怨气,你们怨我。通过这件事,我们长达九个月的关押,如果这件事结束以后,我们的心态都能调整好,那以后真正的才是开始了。 我说我是有情怀和理想办企业的,就是共同富裕的理想。我可以说我是很富有的,是一个很富有的大富翁,也可以说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大富翁。现在我们是3.28个亿在银行,如果再算上我们被法院冻结的五千万,我们有3.8个亿,我们没有一分钱贷款,这是多么好的企业啊!我们康养小区还有上千套的房产。我们大午集团发展38年了,我们就是想追求有差异的共同富裕,我们不搞股份制,哪个搞股份制的企业超过了30年,因为他们在为钱打架,他们是用有限的资金去赚取无限的社会利润。大午集团的立宪就是限制我、限制我儿子,限制我后代,限制高管。 今天我们律师给高管辩护,说他们没有决策权,那我们也没有决策权,大午集团私企立宪制度,我们的权力是自下而上的,是选举产生的。我们6000名正式员工,有选举权的只有1000多人,也就是说必须在集团干十年以上。而只要你能干,你只要在集团一年你就有被选举权。大午集团这种探索没有意义吗?我们的权力夯实在第一线,下边没有意见的时候,上边的表态都是错误的。我们的管理制度是分权、确权和限权的。大午集团有很多项目我都不知道。我跟法官说,我根本不知道大午医院已经交了四百多万的土地转让费,法官说你是真有钱啊,可是别说几百万了,就是几千万,这么大的集团,这些事到不了我这。 我没想到大午集团能发展的这么好,我进来之前不足3个亿的存款,现在又增长了1个亿,因为我们的制度在运转,因为它的管理深深地扎在群众之中。 我有乌托邦情节,但我知道乌托邦是强制的、大锅饭的。我们去过华西村很多次,我们在华西村开董事会,在探讨他们的路适不适合大午集团。我们现在的这条路探索的多么不容易啊,我知道我学不了乌托邦,但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来。 我们所谓的“桃花源”,就是我们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所以我们的工资制度是保底限高,这些在座的中高层全年的收入最高不能超过工人的十倍,你要想多收,你就提高工人的待遇。这就是说的桃花源和乌托邦的区别。我不想搞平均富裕,我想搞的是有差别的富裕,但干部的贡献必须明确的体现。大午集团是一套成体系的生态环境。 说远了。通过九个月的羁押,我还是想跟高管说你们没有错,有错都是我的错,所以我说我不怕你们判我,我昨天激动,我不怕你们怎么判我。我想请合议庭根据事实和法律,把后面的高管无罪释放了,让他们出去。我想跟检察院说我们有罪,但免予起诉最好。你们说大午集团38年就是38年犯罪的历史,这能说的过去吗?我的党龄已经50年了,我是摁着手印开除公职的,我交党费交了十万,汇出去又给退回来了。 如果是战争年代,我早就牺牲了,所以说性格决定命运,真是有道理。我这种性格,不能给别人谄媚的笑容,我做不到,这就注定了我的命运,我能干成一些事情,但很多事情人们不能理解你。我就想岳飞,岳飞精忠报国,就像他的满江红说的一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那种横扫天下“朝天阙”的情怀,最后他死在了风波亭。不能说你个人讲究精忠报国,你的结果就会好。我对我自己不满意,也就这个意思。但冥冥之中有些事情,想避开就是避不开。 哎! 说白了,岳飞为什么会死?朝廷不知道他精忠报国吗?是因为他的岳家军,是因为他功高震主!公诉人说政治安全,我也很坦然地在反思,怎么能够让领导对我们、对这么大的企业不省心啊?公诉人说的那些话,除去对我个人的污名化,说我都是为了我的个人利益,其他话我都能听进去。我一开始就说我们是一家人,不管你是公诉人还是谁,我们的心愿不都是让社会更好吗? 尤其是我知道我的律师们没有收到多少律师费,你们自带干粮,我心里真的很感激你们。王誓华律师你声嘶力竭,你要看多少资料啊,你付出了多少啊。还有孙萌的律师郝亚超律师。还有的律师虽然话讲的少,但你们逻辑很清晰,你们付出了多少,你们敬仰法律,你们使法律完善、使程序正义能够实现。 我们在看守所能看电视,我非常幸运的看见了习主席的7·1讲话,习主席的站位之高,我是没有想到的。下一个百年国家再这样走下去,国家是有希望的。58年大跃进,是我们太狂热了,但这是我们的探索啊。我不同意昨天他们说的2025年超越美国,赶英是能够做到的,超美是不可能的。 民营企业做大了是危险吗?国营企业做大了就不危险吗?这个理论能成立吗?国营企业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国营企业的管理体制没有民营企业的效率之高。习主席讲话是肯定民营企业的啊,是肯定邓小平南巡的啊。我真的希望大午集团的实践能让习主席知道,社会主义的实践是能够走得通的,是能够经得住所有人的检验的,不是公安局能检验,是每个顾客都可以检验,我们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虚化所有权、夯实使用权,把家业变成企业、把企业变成事业,我们把企业变成了不死的社会。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这次仍然是我们正能量的修行过程,我们不会有怨气的。 问题是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件事怎么走下去。我可以承担全部的罪责,但你们把我的高管放了,把他们无罪释放。有错我来承担,能不能不予起诉、能不能不予公开。你们扣在我身上的东西,我不清楚吗?涉黑涉恶,勾结境外势力,可是你们了解我的想法吗?你们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最后,我希望给大午集团一个机会,最好让我认罪认错,我承担,我会认的,我来给社会一个交代。 我这一生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大午城,这个已经不操心了,它现在有基础了,它会慢慢演进;第二个是大午企业制度探索,我认为只完成了一半,还没有完善,还需要你们去探索;第三个是我的考古成果,政府一直在支持我考古,每年给我30万的经费,就是龙图腾一族,我们汉族是杂族,汉族是汉武帝的疆域概念,徐水有一个釜山,如果今年不把我抓起来,今年我的第六本书已经出版了。 我可能没有机会了,我也不考虑这些了。但我仍然希望给我们一个机会,不要加重,甚至让他们带着怨气离开这个地方去寻找自由,要仍然对政府心怀感恩。 你们要像我们的律师一样敬仰法律、敬畏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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