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反抗歌曲在中国诞生，它是共产主义战歌《国际歌》
曹雅学，2023年3月2日 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作为一首抗议歌曲在中国唱响，是上海去年春天开始封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候。那时候我每天看很多从中国社交媒体收集的上海封城视频。一个夜晚，在一个公寓楼林立的中产居民区里，家家灯火通明，几乎每个阳台上都站着一个或两个人，空中回荡着一支金属乐队演唱的国际歌。仔细辨认，可以隐约听到人们在阳台上和唱的声音。在录制者的公寓里(你可以看到布置雅致的餐厅)，一个小女孩问可能是妈妈或者保姆： “怎么还有…有？” 大人回答说，“唱歌。你会唱歌吗？” 在这只有30秒的视频中，你听到的是如下这段（首句没录上）：
遥望家喜
梁小军，2022年6月23日 昨晚，梦到家喜。 梦中的他一如既往，对朋友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对家人关切体贴，孝敬父母。 初识家喜，大约在2012年。许博士那时正热心宪政，偶尔周末约我参加他组织的论坛，在那里见到家喜，却少有交流，只知道场地租金由他支付。 后来见过次数多了，也便熟悉起来。知道他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北航硕士毕业，以知识产权业务为主，收入颇丰，事业有成。
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 – 公告
2022年6月16日 第六屆中國人權律師節將於7月9日美東時間上午九點在網上舉行。2017年，美國、台灣和香港多家關注中國人權律師狀況的人權組織建立了這個活動，紀念2015年7月9日起發生的對人權律師的大規模抓捕、關押、酷刑事件。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當局對律師的監禁和酷刑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在過去數年內大面積、系統性地註銷和吊銷了多達40多名人權律師的執照，律師的工作環境在整體上更趨惡化。這表明了中國當局對待人權律師的態度以及阻止他們執業的決心。在很大程度上，當局達到了這個目標。
追思张青 — 女儿杨天娇、儿子杨天策、朋友Martha
2022年1月21日，美国马里兰州 杨天娇（西西） 在我眼里，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单亲母亲。如果你问我，一想到家庭这两个字，我会想到什么？其实我真诚的说，我只会想到我和我妈妈和我弟弟，因为从小到大其实真的是我妈妈一个人带大了我们。自从我爸爸郭飞雄(杨茂东)开始做维权运动之后，我妈一个人就承担了整个家庭的责任。在中国的时候，她一个人不仅带着我们两个，当时我在上小学，我弟弟在上幼儿园，而且她还操办了家里的所有事情，同时还为我父亲呼吁。她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在我成人之后，我感觉我能够更理解更明白，身为一个女性在社会上，尤其是一位单亲母亲，会遇到有多大的困难。尤其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感觉我对我妈妈的这十几年所经历的事情，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和丁家喜被以颠覆罪起诉，起诉书是一份空无证据的陷害书
改变中国，2021年9月29日 2019年12月7日和8日，二十多个中国公民在福建省厦门市聚会一天半。大家聊天、辩论、卡拉OK、聚餐，谈话涉及中国和世界的时事，包括香港反送中抗议、美中贸易战、人权案件和公民运动的状况。聚会结束后几天，显然是在12月13日，中国国内安全警察成立了“1213专案组”，对这次聚会立案调查。“专案组”是用于重案、大案、政治案件的做法，可见这场聚会在当局眼中的严重性。12月26日，丁家喜律师和至少四名集会参与者同时在中国不同地区被逮捕，其他参会者纷纷躲避。一些人乘坐他们能搭上的第一班飞机逃离中国；另一些人则四处躲藏，包括公民运动的长期倡导者和实践者、法律学者许志永。许志永于2020年2月中旬在广州被捕。
孙大午法庭最后陈述
孙大午，2021年7月28日，于河北省保定市高碑店法庭 谢谢法庭给我陈述的机会。 首先我陈述一下大午集团的发家史。大午集团是我妻子养50头猪、养1000只鸡起步的，我是当兵出身，1988年辞职下海的，和妻子刘会茹一块创建了大午集团。真正的创始人应该说是我的妻子刘会茹。大午集团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企业，以养猪、养鸡、做饲料为主，回忆过去很激动（哽咽）。
2021中國人權律師節公告暨‘一人一照寄語中國人權律師’徵集啟示
2021年5月22日 第五屆中國人權律師節將于2021年7月9日在網上舉行。 中國人權律師節創始于2017年7月9日，以2015年7月9日震驚中外的律師大抓捕事件為標誌，銘記中國人權律師群體為法治與公義做出的不懈抗爭和巨大付出，表彰他們的理想、勇氣、與頑強。 人權律師，顧名思義，是代理人權案件的律師。他們絕大多數不是著名的律師，也不是有錢的律師，但他們無可辯駁地賦予了整個中國律師群體一個精神高度。
孙大午：一个农民企业家的三十六年改革开放梦
曹雅学，2021年3月30日 2003年3月的一天，当孙大午在中国农业大学济济一堂的神内报告厅演讲的时候，他像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一面看着过去，一面看着未来。 他先从过去讲起。“徐水县是个很有名气的县，”他说，“大家可能不知道，58年的共产风就是从徐水县刮起来的。我就在那个地方出生，而且我生活的在共产风刮得最厉害的地方。”
笼中自由 — 对《南方周末》前新闻主管长平的访谈（五）
长平，曹雅学，2021年3月9日 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 2008年因为一篇关于西藏的专栏遭到人身攻击 2005年底我又回到了广州，参与创办了南都周刊。南都周刊是一份关注城市新闻和城市文化的刊物，但它的报道范围超越了我们当初的定义。那些年中国出现了公民权利运动、NGO组织，很多新观念开始蓬勃发展，南方报业的几个出版物对此都很感兴趣，南都周刊在这方面的报道比较突出。当时我作为南都周刊的主编，也作为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有意识地跟读者讲述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而且我们还和社会上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组织研讨活动和调查活动，扩大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影响。
笼中自由 — 对《南方周末》前新闻主管长平的访谈（四）
长平，曹雅学，2021年3月9日 接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 公共知识分子孵化器 曹雅学: 我九十年代初就离开了中国，在很多年里对中国发生的事情、社会的动态了解很少。最近几年做改变中国网站以来，我开始了一个补课过程，有太多要了解的事情。我手里从没有拿起过一份南方周末，但是这些年里我不断看到南方周末一些成为集体记忆的文章，比如二十年前新年献词、一些里程碑的报道。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年里很多知识分子给南方周末写文章，比如贺卫方教授就是因为1998年在南方周末写的一篇题目叫《复转军人进法院》的短评而出名，并开始在报刊撰文，成为家喻户晓的公共知识分子。我认识的一个北师大文学教授，也给南方周末写文章。所以我得到的印象是，南方周末在很多年里似乎是一个活跃的公共话语场所。想请你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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