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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中自由 — 对《南方周末》前新闻主管长平的访谈（三）

长平, 曹雅学, 2021年3月9日

纪念改革开放，“但是我们纪念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日

我到南方周末之后很快遇到一件大事，那就是1998年的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12月18日，被认为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决定而且定下基调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开幕，它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纪念日。所以每十年的那一天就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中国的媒体都要进行方方面面的纪念，当然主要就是歌功颂德。

所以我们开了一个策划会，但是我们纪念什么？“改革开放”这几个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半真半假的。它有相当程度的改革，也有相当程度的开放。但是，它也有一开始就决定不改革、不开放的一面。在这之前，中共把它包装成逐步改革、逐步开放。事实上后来回头看，涉及到可能影响政权稳定这一部分，它从来就不改革，也不开放。所以当时我们回避了改革开放这个词。我们认为改革开放是一个真伪并存的概念。我们选择了“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可以说也是不彻底的，但是它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比改革开放更接近真相一点。

编辑部认为，思想解放是所谓改革开放20年的一个核心问题或者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南方周末那期的主题叫“思想解放20周年”。

我接到的任务是写一篇在头版发表的纪念文章。当时的南方周末已经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自由民主的吹鼓手，影响力一呼百应。代表编辑部写的一个头版文章，那是非常重要，我感觉到编辑部对我的期待，要写一篇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的社论，俯仰天地，臧否古今。

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十多年的专栏文章，他们都熟悉我的文字，我也写过大量的调查报道，也写过小说，出过书，可能他们认为我能够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当时编辑部非常重视，虽然把写作的任务分给了我，但这整个工作是编辑部的，所以编辑部就分派10来位编辑记者分头为我提供支持。一部分人到资料室分门别类去找资料，有些人负责找党史，有些人负责找人民日报，有些人可能负责找国外的参考资料。很快，大家就在资料室的一张大桌子上满满的堆了无数堆资料，然后他们就散去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埋头在那里阅读资料。我记得有一位同事非常同情的看着我说，“那么我们就走了啊。”

当时我的感觉是，在浩如烟海的各种记录和论述中，从宏大历史的角度去论述改革开放的意义，其实已经没有必要。所以我当时也没跟编辑部商量，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写一篇另外的文章，我要写一篇关于当年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命运的文章。

但是当时我已经没有机会出去采访了。我想起来南方周末做了一个征文，叫《我与20年》，有大量读者投稿。我就把这些征文信件拆开看。那些信件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资源。我来不及看全部的信件，就找了一些留下联系方式的、我感兴趣的故事，我也叫同事来把各地报纸反映当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记录给我摘下来。然后我就打电话采访。

最后我写成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标题就叫《二十年前的十二月十八日》，发表出来后出乎很多人的预期。这篇短短的文章首先罗列了当时的电影院的电影、天气预报，还有北方、南方和中部的人们在吃什么饭，理发多少钱一次等等这些数据。里边有一些有名的人物，比如说我写晚上《中国青年报》思想评论部编辑马立成和几个朋友聚在一个人家里吃饭，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因为天安门事件、就是当时纪念周恩来逝世的四五运动中被捕。他还记得当晚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熬白菜，啤酒根本买不到，但没有人在意，聚会直到深夜1点才散。或者另一段，京西宾馆开会时，50岁的杨奔有所风闻，但仍然兢兢业业的操着他的顶上功夫，就是理发，小孩2毛5一次，光头三毛钱，其余的3毛5分钱。广州一位工厂厂校的教师在日记中记下了当天的伙食，她读给我听：早餐水泡饭、咸菜，中午白菜、豆腐，晚上鸡蛋炒酸黄瓜。在这整个记录的背后，你能看得出来当时的民众对于变革的渴望，以及在极权政治下个体命运的无助。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南方周末当时的编辑记者是相当自由的，给你一个任务，你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挥，按照你能收集到的资料、能采访到的人物决定你的文章写成什么样子，既没有政治任务，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形式上的要求。这是一种创造力，而且它满足了我当时作为一个记者和写作者对自由表达的一种需求，同时也满足了我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这样一种当时在我心目中还算比较隐秘的渴求。后来它就越来越变得明晰。

宣传部下令三名记者离开：新闻部主任沈灏、消费版编辑曹西弘，专栏作家鄢烈山

到了南方周末之后，我非常享受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到全国各地去采访，从上到下各个方面接触这个国家。我当时和同事有一个很长的采访计划，但是很快这个计划被终止了，因为南方周末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它遭到了中宣部的很严厉的批评。南方周末自报道风格转变以来，遭到省委宣传部、中宣部的批评，是经常的事情。但是那一次，1999年1月，中宣部点了三个编辑的名字，要求他们离开南方周末。一个是当时的新闻部主任沈灏，一个是当时的消费广场版面的编辑曹西弘，一个是杂文家鄢烈山。

沈灏自己写作和组织了一些反腐报道。曹西弘在他的消费广场版面上，为消费者争取权益，是全国最早的这类报道，针对中国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如中国铁路、中国电信、中国的银行业，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拷问，就是立足于消费者权利的立场，质问他们手机为什么要双向收费？为什么费用这么高？火车票价涨的理由是什么？管理机制为什么只是为了保护铁路部门的利益？为什么忽略、剥夺消费者的利益？

鄢烈山写了很多针砭时事的文章。当时的南方周末，从上到下已经非常明确，我们要为民生呼吁，要揭露腐败，要倡导新闻自由，要促进政治改革，为此这些编辑和记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当时报社领导是要保护这些人。

被点名的这三位中，沈灏作为新闻部主任，必须离开。当时对他的保护就让他暂时离开，到南方日报的其他部门任职。鄢烈山是让他在家里写作，不要来坐班。他换了个名字，后来很多读者都知道了南方周末出现了一位叫刘友德的时评家，写作风格跟鄢烈山一样。

曹西弘编辑的消费版。

曹西弘的工作无法在家里做。他当时很多工作是指挥记者去采访，还要处理大量读者来信，要编辑发稿。所以他必须在办公室工作。当时我们想的办法就是让他像性工作者那样，白天睡觉，夜里上班。这是中宣部的命令，所以你看的出当时的南方周末在保护记者编辑方面是非常有勇气的。

那个时候曹西弘通宵上班，白天在家里睡觉, 有些时候还要让其他部门，比如说电脑录入部门、排版部门配合他，还给他派了一个助手。这个助手白天上班，一是协助他处理白天的事情，另一个就是冒充新的责任编辑。有时候读者会上门来拜访编辑。更重要的是我们担心宣传部门会来抽查这个版面是谁在负责，所以就需要有人来充任这个角色。

有一天有个陌生人来到编辑部，说我找责任编辑。这位助手就出去说，我就是。那个人说我要找曹西弘，这个助手说我就是曹西弘。那人说，你不是曹西弘，我是他的中学同学。所以闹出一些笑话。

过了一年多时间，曹西弘、鄢烈山又回来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个位置，新闻部主任，可能很难像这样操作，所以那个位置就空出来。

出任新闻部主任

当时的新闻部主任沈灏被迫离开了，那就需要新的新闻部主管，我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我写作时事评论已经有10多年时间，我去了之后也做了一些得到读者和同行认可的新闻报道，也写了一些社论性质的文章。但是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我毕竟刚刚到南方周末不久，可能还不到半年时间，是一个新人。另一个最主要的障碍是，当时的南方周末和中国绝大多数媒体一样，员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体制内，一个是体制外，或者说，一个叫在编人员，一个叫聘用人员。

当时的南方周末对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推动改革的标志性的媒体，但实际上它内部的一些机制仍然是非常僵化的。我去之前在编人员的工资等于聘用人员的工资的两倍，但是由于真正给南方周末带来声誉的，真正为推动改革开放鼓与呼的是一些新来的、聘用的记者。

长平担任新闻主管期间《南方周末》的一些报道。

我作为一个聘用人员，是不可以被任命为管理者的。这是体制管理干部的一种机制，体制内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考核和严密控制的。但是当时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所以南方周末就任命了我和另外一位也是非常年轻的编辑陈菊红，做新闻部副主任。我们做副主任做了差不多一年时间。

到了1999年，南方周末内部改革已经开始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已经开始同工同酬。在1999年底的年会上，部分编辑记者强烈要求报社任命我做新闻部主任，他们联名去找主编谈判，以罢工相威胁，主编连夜请示集团领导，最后宣布我任新闻部主任。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非常大的荣誉。迄今为止，我是南方周末历史上唯一任命过的体制外的中层干部，南方报业史上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我是唯一的例外。

关于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的系列报道

从1999年1月到2002年3月，我负责南方周末新闻部的管理工作。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负责新闻选题策划、记者工作的安排、编辑记者工作的考核，以及版面编辑，实际上跟南方周末这个新闻出品有关的所有事情都要负责。而我自己仍然对采访和编辑工作很感兴趣，所以我几乎每一个周末都会出去采访。

我认为在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情，它们要么是由我亲自策划的，要么是我参与者策划的，但反映南方周报当时的面貌。

一个是1999年5月，代表北约的美国飞机轰炸了中国驻南南联盟大使馆事件。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民族主义浪潮，可能也是1989年后中国人第一次被允许大规模上街表达自己的想法。后来一些年轻人喜欢把自己称为“南联盟使馆被炸的一代”，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决定了当时在校大学生很多年内的想法和行为。在他们之前有天安门一代，天安门一代是想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一代。在89年后的10年，中共改变了它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和内容，加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培养出了民族主义的新一代。

南联盟使馆被炸这个事件发生得很突然，确实令人震惊，而且三名记者被炸死。中国媒体差不多都在呈现这种震惊以及由此事件带来的反美情绪，所以很多报纸的标题都是非常耸动的。愤怒，眼泪，血泪！我们不能忘记！网络上还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样的情绪。

在南方周末，我们除震惊外，一方面担心冷战结束之后的和平方向出现战争风险，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共在利用这个事件强化民族主义情绪，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民众中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行动。所以我们很谨慎的做了一组报道，那组报道的头版大标题叫“比导弹更强大的力量”，编辑部社论的标题是“没有高度的纪念碑”。

在这篇社论中，我们表达了对三位失去生命的记者的痛惜和悼念，谴责了暴力行为。但这一组报道和这篇社论的核心内容是呼吁大家保持理性，维护和平。这篇社论写道，“我们应当高扬和平、人道的旗帜。和平要建立在大地上，它也必须根植于人心中。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巡航导弹和重磅高爆炸弹更强大的力量，这就是正义、良知、与理性。社论引用帕斯卡尔的话说，‘你为什么杀我? 什么？你难道不是住在河的对岸吗？假如你住在河的这一边，我当然就成了凶手，杀死你就是非正义的了。但因为你住在河的对岸，于是我就成了英雄，杀死你就是正义的。’ 帕斯卡尔说这以河为界的奇怪的正义，他的意思是希望读者以正义、良知和理性作为判断，而不要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条河划界，形成敌对关系。

在当时全国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中，南方周末的这组报道，从版面到标题到写作风格，都独树一帜。它的意思虽然比较委婉，但是读者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它的不同。那期报纸上街之后被抢购一空，卖了150万份，是我所知道的南方周末历史上最高的零售量。中国报纸的发行量数字都是有水分的，但南方周末是实实在在的150万份。

报纸出来后，我站在广州街上一个报摊前驻足观看。我看到其他报纸煽动民族主义、甚至煽动仇恨的一些报道，我看到南方周末与众不同之处。说实在的，我内心感到非常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