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 » 笼中自由 — 对《南方周末》前新闻主管长平的访谈（五）

笼中自由 — 对《南方周末》前新闻主管长平的访谈（五）

长平，曹雅学，2021年3月9日

“2008年是世界对中国误解最深的一年。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2008年因为一篇关于西藏的专栏遭到人身攻击

2005年底我又回到了广州，参与创办了南都周刊。南都周刊是一份关注城市新闻和城市文化的刊物，但它的报道范围超越了我们当初的定义。那些年中国出现了公民权利运动、NGO组织，很多新观念开始蓬勃发展，南方报业的几个出版物对此都很感兴趣，南都周刊在这方面的报道比较突出。当时我作为南都周刊的主编，也作为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者，有意识地跟读者讲述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而且我们还和社会上的一些机构进行合作，组织研讨活动和调查活动，扩大公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影响。

转眼就到了2008年。2008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将第一次举办奥运会。在世界眼里，中国加入WTO以后正在与世界接轨，世界期待中国进一步接纳和遵守国际规则。中国民间社会充满了另外一种希望，就是向民主化转型的希望，其中一份重要的文件《08宪章》就在这一年诞生。

但是在中共眼里，这一年具有另外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共讲韬光养晦，与国际接轨；这一年后，中共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在经历了2007年到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后，中共发现它可以向民众宣称，中国的制度好于资本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不仅能够办奥运会，而且能够帮助世界度过经济危机。所以中国梦的元年不是在习近平上台的2012年，而是在2008年。

2008年是世界对中国误解最深的一年。

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我记得4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一个餐厅吃饭，有个朋友给我发来信息，说你上网看一看，他给我发了一个网址。我打开一看，吃了一惊。我的一篇文章被一家网站置顶展示，有了40多万的阅读量，2万多的留言评论。我浏览了一下评论，90%的读者都在批评我、谴责我、诅咒我、威胁我。这篇文章是我为FT中文网写的一篇专栏文章。

那一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了抗议运动，藏人希望在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年份让世界看到自己主张权利的诉求。这起事件得到西方媒体的广泛报道，一些中国留学生发现西方媒体报道中有些不准确的地方，于是声称西方媒体歪曲事实，污蔑中国。这些留学生发起了反CNN运动，就是以CNN为代表的，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被认为发表了反华报道。

我是一个媒体专业人员，那么我想我可以跟大家谈一谈新闻报道这个话题。我当然知道涉及西藏是非常敏感的，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不认为我们应该画地为牢，而且我认为我们的言论自由是个一直在变化的笼子，如果你不努力把它撑大，它就会缩小，一直压迫你。

四月初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发表在我在FT中文网的专栏里。在这篇文章中，我谨慎地谈到两个问题。首先，我说既然大家对新闻真相感兴趣，那么我们应该明白，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媒体也会报道错误，但正如一些留学生正在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公开的指正它，反驳它，让更多的信息得以散播，那么它就有机会得到纠正。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比错误报道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新闻管制。中央电视台先把外国记者赶走，然后自己独家报道，它的观众不可以去反驳它，也没有机会去揭示更多的真相。这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第二点，我说，如果少数民族在抗议，那么我们应该做的不是去责怪他们，说我们给了你们这么多钱，你们怎么还不满意，而是应该让他们坐下来，双方平等地商讨，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更不应该将他们尊敬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羞辱性地称作披着羊皮的狼。我的专栏就谈了这两个问题。

那篇文章被若干个网站置顶推荐，但是最积极推荐这篇文章的是炒作民族主义情绪的几家所谓的爱国网站。他们利用这个事情来攻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攻击南方报业集团。但是网上也有很多人反驳他们，于是就形成了两派对峙。

我一方面感觉到受到攻击、受到威胁。我赶紧到网上把我过去文章中留下的一些关于家庭的信息、出生地点的信息删掉。另一方面我其实乐见出现争论。但遗憾的是，我很快就看到。在这场争论中，双方的平台是不对等的。当时我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我指出，如果可以平等的讨论，这可能是一件好事，而且我并不相信我的支持者会像现在这样声音这么微弱，这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谈论这个话题、支持我是危险的。所以说，宣传的背后是暴力，在那时我感觉到了。

4月1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造谣自由的南都长平”。大家都知道，一家党报发表文章攻击一个个人，尤其是把这个人的名字放在标题里，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的目的一定不是为了参与争论，而是发出一个政治风标。这篇文章说，长平的言论自由，恐怕不只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而且是到了恐怖的程度。

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文峰”。几个月之后，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在接受一家中央媒体的采访时很骄傲地说，文峰就是我。他亲自撰写这篇文章对我进行批判，我当时感受到一种政治方面的恐吓，同时我也接到号称是网民给我打的电话。电话分为两种，一种是很粗鲁的谩骂，然后就放下电话；另一种是威胁我，要叫我小心，有些甚至直接说要弄死你。

这个时候还出现了另一个事件，美国杜克大学有一位叫王千源的一年级女生被认为支持西藏的权利运动，遭到留学生和中国网民的攻击。她的家庭信息迅速出现在网络上，网民们对她的攻击更加激烈。有人发出追杀令，号召网民去攻击她的家人。她的父母因此躲到酒店里，她的家门口出现了倒扣的粪盆。

环球时报英文版一位记者在他的博客上披露，说长平写西藏的那篇文章，从美国拿到40万美元，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可以去看维基解密。

当时维基解密出现了一些中国异议人士的信息。事实是，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确先后和一些人见面，其中包括贺卫方和我这样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这可能是他们的工作，了解中国社会的状况。我和他们见过面，但我和他们见面时就跟他们说，我跟你们谈的也是我能公开发表的，所以没有什么秘密，我是主张资讯自由、信息公开的人。但是，作为他们的工作程序，在他们报告给白宫的文件中莫名其妙的把我们加上了“二级保护”这样的字样。结果他们不仅他们从来没有保护过我们 — 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保护，而且还保护不了自己的文件，被维基泄密网站给泄密了。

这时网络上还出现一些所谓揭露长平腐败私生活的照片，就是把我的照片和日本色情影星的照片嫁接在一起，非常可笑。

但是对于南方报业集团来说，这一点都不可笑。这不是笑话，这是件严肃的事情，因为对宣传部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事件。所以我很快就又被撤职了，再一次要求我离开新闻一线工作，被调到南都传播研究院任首席研究员。

国安来访；被南方报业集团‘辞职’

2009年1月，我和一群公知朋友去印度旅游。当时我们的旅行计划中有到达兰萨拉去拜会达赖喇嘛的安排。我们刚到新德里，就有人接到了国内打来的电话，要求我们不要去达兰萨拉。最后我们就改变计划，去印度的其他地方旅游。

2010年5月，广东两位国安到报社找我，跟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开门见山地说，是来完成任务的，要带给我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就是希望我了解党的政策，遵守新闻纪律，写文章的时候要三思而后写。他们说，要理解我们国家困难，要警惕海外反华势力。最后，他们表达了对我的威胁。他们说，你应该庆幸你在广州，如果你在北京或者上海，现在我们就不是坐在这里跟你谈话了。

我对他们说的有些意见进行了反驳。这一男一女两位国安表示说，我们就是来执行任务的，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意思是，我不需要跟他们交流什么。谈话大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听他们这样说，就说，好吧。谈话就结束了。他们走的时候再一次表示说，我们是执行任务的，我们已经把信息传递给你了。他们问我是否收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我说收到了。整个谈话过程都是口头上，没有书面记录，也没有让我签字，然后他们就告辞走了。

到了2010年中旬，南方都市报办公室告诉我，我被要求离开南方报业集团，因为根据国安调查的结果，我2010年去了印度，并且去拜访了达赖喇嘛。当时我就把我的护照拿给他们看，2010年我根本就没有去印度。于是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又过了几个月，他们再一次找到我，说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我不能在南方报业集团工作了，不再跟我续签合同。

当时这个事件立即成了一个新闻，包括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在内的外媒都进行了报道。

在香港主编《阳光时务》；无法获得工作许可，被迫离开香港

2011年初，我接到香港浸会大学的邀请，去做驻校记者和访问学者。我刚到浸会大学不久，中国就发生了茉莉花大抓捕事件。当时阿拉伯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号召民众到街头聚集的帖子，中国政府高度紧张。当局没有能力追查到发帖者，但是顺势抓捕了一大批包括艾未未、冉云飞在内的公共知识分子、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他们遭到失踪、关押和酷刑。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说我也在那份抓捕名单上，让我不要回大陆。我当时不太相信，因为我认为我除了写文章，没有干别的事情，跟茉莉花革命也没有关系。

那时候我太太和女儿在广州，女儿才一岁多。我每个周末回家，从香港回广州去看他们。我正在犹豫是否回去的时候，接到了法国一个机构的邀请，去巴黎参加一个文化活动。当时一起出席这个活动的有余华、展江、于建嵘和我四个中国人。我在巴黎的时候，警察到了我四川父母的家里。这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回去了，我知道那个电话是真的。所以我就决定留在香港。

在香港的时候，我和一些同行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叫《阳光时务周刊》。杂志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编辑记者都陆续拿到了香港的工作许可，但是，出任主编的我一直没有得到工作许可。我们一再追问香港移民局，每周都给它发一封信，他们每周都会回一封信，都是同样的一句话：还在进行当中。但是后来我们收到的信有了新的内容，说他们在调查我在浸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是否涉嫌非法工作，因为我拿了浸会大学的访问学者津贴6000块钱。

调查进行得相当的漫长。中国护照一次可以在香港待7天，在此期间，我就利用中国护照周末离开香港，去周边国家旅行，然后再入境香港，工作日回来工作，代价非常高。有一次边检告诉我，你不能从马来西亚回到香港，再到马来西亚，这不叫过境签证。我觉得也有道理，我就问他那到第三国，比如说，柬埔寨怎么样？他说可以，这个叫过境签证。但是下个周末我去柬埔寨的时候，又被拦住了。边检告诉我，你只能回中国大陆。我说，你这样告诉我，我就知道我不能回中国大陆了。

于是我的护照上被划了两个叉。我离开了香港，到了柬埔寨。在柬埔寨住了一个月，然后我接到德国伯尔基金会的邀请，从柬埔寨到了德国。

到了德国之后，我在伯尔小屋做访问作家做了一年。一年后我留下来，现在是德国之声的专栏作家。

在此期间，上海国安三次托人给我带话，希望我回中国。头两次被我拒绝之后，他们又说他们理解我不回中国，但是他们也不方便来德国，希望在第三国新加坡和我见面，也被我拒绝了。带话的人是在香港和内地活跃并知名的一名评论人士。

我在德国的时候，同时远程主编阳光时务杂志，直到2013年。之后不久，杂志出版人陈平先生在香港街头遭到两名不明身份的男子的棍棒毒打，之后杂志就关闭了。

遭到全网清除

2004年到2010年之间，我写了大量专栏文章，那些年里我定期写专栏的媒体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青年记者杂志、潇湘晨报、新闻晨报、山西晚报、FT中文网、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也不定期在新京报、时代周报、南方传媒研究、天涯杂志、香港明报等报章发表文章。

那些年里中国主要网络上平台上都有多个我的博客，大多是网站编辑、甚至网友自己搜集文章做的。从2008年开始，我的文章开始在中国网络上受到了一些限制，2010年后，当局对我进行了全网清除。原来搜索“长平”，搜索结果肯定是我的文章。现在搜索“长平”，只能搜到地名或者长平公主等。

这些年不断有南方周末的前同事写文章回忆那个时期的南方周末，他们在写当时的人和事的时候，甚至在提到我写的报道的时候，都不会提我的名字，好像我不曾存在一样。

《南方周末》的衰落

台湾前几年出了一本书，研究当代中国的新闻现象。书中引用一位网友的话说，1996年到2002年是南方周末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编辑记者被称为“黄金一代”。这批人在2001到2004年期间，辞职、调职，大批出走。

2002年，当时的主编江艺平、副主编钱刚和新闻部主管我被撤换之后，接任的主编向熹来自南方日报。向熹在工作上显得非常努力，但实际上他在价值观上已经和过去的南方周末格格不入。2005年在向熹担任主编期间，还发生了南方周末十多名记者集体辞职事件，抗议给记者降薪以及报纸的走向。南方周末的销售数字也成为机密，不再允许员工知道。

但是这还不够，在2009年底，向熹也被调离。接任他的南方周末主编张东明直接来自宣传部，是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

2012年新华社副社长庹震调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庹震对媒体的管理更加严格，他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实行了专门的管制。南方周末其实在10多年前已经开始享受一个特殊的待遇，就是它作为中国最低的行政级别科级机构，应该通过南方日报来管理。但是在广东，南方周末的管理被升级，直接接受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阅评。在北京，南方周末的记者站的负责人会直接被叫去中宣部开会。

庹震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时候，对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的审查待遇进一步升级，从事后审查变成事前审查，专门成立了两南小组，由阅评员专门针对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进行事前审查。所谓事前审查，就是在报道和评论出版之前，要由两南小组阅评员审查过关之后才能发表。在2013年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中，编辑记者忍无可忍，集体抗议庹震对当年的新年献词进行面目全非的篡改。

那场事件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也引发中国南方的一些活动人士连续几天到南方周末外抗议。但可惜的是，那次事件可能标志着南方周末编辑记者对宣传审查的最后一次反抗。

庹震在两年后升任中宣部副部长。2018年庹震再次升官，成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中国的媒体管理制度有很多个层面。一个方面，违背宣传部指令的编辑记者会受到惩罚，小则罚款，重则调离新闻岗位，再重的甚至可能会被投入监狱。不过在干部管理上，大部分在远远不到被投入监狱的地步，就被撤换了。

另一方面，听话的媒体工作者会得到奖励。一是得到职务的升迁，二是得到金钱的奖励，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直接的或变相的金钱奖励越来越多。通过牌照或者是职位的控制，那些配合宣传部门的媒体人员，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我过去的同事有些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我的工作得到一些国际同行的认可和支持。2016年我在获得加拿大言论自由记者协会颁发的国际新闻自由奖的获奖感言中说，言论是一切的开端，言论即是自由。流亡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常想，故乡不仅仅是一个人出生的地方，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语言；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故乡是他能说出的话语。

后记：我的长平访谈之行结束于柏林墙。我和长平前往观看一个名叫《柏林1933-1945：在宣传与恐吓之间》的展览。可惜的是，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展览刚被轮换下去，我买了本展览目录弥补遗憾。我们沿着柏林墙，在参观的学生和游客中散步。“奥威尔说，一切写作都是宣传，”长平说， “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暴力在背后威胁，它就是自由言论。谎言之所以能够立足，是因为背后支撑它的是暴力。”

曹雅学，改变中国网站主编（ChinaChange.org)